离乡打拼的少年们却死在了工厂

城市边缘的小工厂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来自更加偏远地区的少年们，用低廉的薪水和重复的工作麻痹着他们本就不大的野心。在工厂里上班是这群少年踏入城市的第一步，可能也是他们追求生活的最后一步。

我想起他们，想起然哥，想起阿兰，

想起小玉，也想起我自己。

那些广袤的土地上，

还有成千上万个像我们一样的少年。

他们行走在夏天的烈日下，

流着汗，迈着朝向星辰大海的步伐，

从一个个小村落，

走向一个个工业化的大城市。

从一个笼子，走向另一个笼子。

变成螺丝钉，变成汗水，

变成另一种人。

1

今年四月底，我在QQ空间看到了然哥的结婚照，翻了翻他的相册，最近的一张，是穿着白衬衫的他坐在驾驶位的笑脸。我猜大概是他副驾驶位的老婆拍的。

自2015年入秋，我离开中山起，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联系了，期间唯一一次联系还是空间说说下的评论。这五年里我甚至很少再主动想起他，直到看到他的结婚照。

照片里他笑得很开心，以前从来不发照片的他愿意在社交软件上分享生活了，我猜他现在或许过得不错，至少也应该接近了他当年的愿望。

我翻看他的相册，那张脸从熟悉到陌生再到熟悉，有些莫名的恍然。我们同在广东的日子竟然已经过去了五年。我们仍然年轻，但那时候的日子始终成了阻碍这份“年轻”肆意生长的围墙。

那些十四五岁的少年们，从四川，从贵州，从广西，从湖南，从大山里或是平原上某一个隐匿的小村镇里，迈着朝向星辰大海的步伐走出去，离开学校，寻求生存和另一种更有力的教育。

那时候我十四岁，我以为我忘记这些事了，可我写下这些话时，才发现这些事原来是整个少年时代为数不多的清晰的记忆。它真实且沉甸甸地活在我的人生里，甚至决定了一部分如今的我。因为这些情绪，我想是该把它拿出来晒晒了，仅此。

这就是我想讲这个故事的起因。

2

2014年三月底，因为爷爷的去世和对学校的厌倦，我选择了辍学步入社会。

2014年四月中旬，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刚开始泛黄，那时候我十四岁，只身坐上了南下广东韶关的火车。到了韶关后，我找到我大伯，他带我去了客车站，让我上了前往中山古镇的大巴车。

到古镇已经是深夜了，堂哥开着厂里的小货车来接我。我们经过一片漂亮的住宅区，拐过一片低矮的平房，就到了昏暗的工业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黑暗颠簸的道路，街上的路灯不多，隔很远才有一个，两盏路灯的光芒孤零零地照亮一小片路面，彼此像海面的孤舟。路面上有很多坑坑洼洼，本就颠簸的小货车晃得厉害，我紧张地抓住把手，一旁开车的堂哥不但毫不在意，还耷拉着眼皮犯困。

在古镇的第一晚跟着堂哥住在一起，广东炎热的天气让我极其不适应，一夜难以入眠。第二天堂哥带我进了一家做灯具的小厂，把我介绍给了老板。

厂子很小，在一栋四层小楼的二楼。生产间加上库房总共只有三间教室的大小，是一整个空旷的楼层，生产用的工作台和库房之间也没有隔断。墙壁上开了几个大窗户，窗户大概很久没有清理过，绿色的玻璃上沾着一层肉眼可见的灰尘和黑色的污迹。

有四个女孩正在工作台上拼着塑料灯具。放材料的库房里还有一个中年大叔，正用拖车运着包装用的纸箱。当时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正在打磨灯具配件的年轻男生，因为他穿着干净的衬衫，看起来也彬彬有礼，和印象里的工人形象差别很大。

当天晚上，老板带我去安排的宿舍，路上告诉我，现在是两个人住。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个年轻人和中年大叔，到了以后才发现宿舍里只有那个穿着衬衫的年轻人。我是两个人里的另一个。

这个年轻人就是然哥。

一切收拾妥当后，我躺倒在宿舍的硬木板床上，深夜的窗外仍有工厂运转的声音，月光洒在大片大片的蓝皮厂房上，反射出惨淡的光亮。我把床头的电扇风力开到最大，还是很热，心神不宁。然哥在床上玩手机，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就这样开始了混迹在工业区的生活。那年我十四岁，在广东中山，做起了堂哥托熟人替我找到的工作，一个月1800，加班另算，包住不包吃。

3

然哥1995年出生，比我大四岁，当年他也只有十八岁，比现在的我还要小两岁。和我起初猜的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是技术人员，而是和我一样的工人。

那时候然哥有一台电脑，每天晚上会放一些电视剧。那几年智能手机已经普及，但远没到如今“伪器官”的程度，一部好的智能机已经够潮流，电脑对我来说就成了更高级的东西。

我们常坐在他的小桌子前，买两碗五块钱的鸡蛋炒粉、两罐啤酒，一边吃，一边看金庸的武侠剧。每天如此，也慢慢熟络起来。

适应工厂的生活后，我开始觉得然哥很奇怪。

厂里的工作灰尘不大，但也容易脏衣服。那四个广西女生做最干净的拼装活，每天早上也要换一身工作的衣服来上班。可然哥却总是穿着衬衫，并且都是干净的衬衫。

然哥有很多衬衫，有短袖的，也有长袖的，每件的价格都不低，最贵的一件四百多。

2015年，这个价格的衣服对我来说是一种遥远的东西。他每天上班都穿着这些衬衫，而且每天都会把穿过的衬衫洗得很干净。

那时候的古镇还有些乱。厂区外面的街道上几乎都是外地人，绝大多数来自云贵川。在路上每隔五十米就能看见一个光着膀子、各种纹身、眼神犀利的人。有一次，跟着然哥去物流中心送货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几家开着大门的工厂，往里一看，大门里面供着显眼的关公像。

我舔舔嘴唇，口干舌燥地问他：“这些供关公像的都是这里的黑社会吗？”

然哥头也不转，一手开着车淡淡地说：“都是来讨生活的。”

后来我才了解，那里有很多各地的人抱团，形成了不少类似帮派的团体。白天他们都是厂区里各个工厂的年轻工人，晚上他们聚在路边的破旧台球桌边，喝着啤酒，肆意欢闹。

然哥跟他们不一样。事实上，在中山的日子里，我从没有看到过第二个跟然哥一样的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时彬彬有礼，爱穿干净的衬衫，才十九岁，又已经懂得一些世故，全然不像那些已经放弃更高人生的打工仔。

那时我很敬佩他，尽管他做着跟我一样的工作，拿着跟我一样的工资，跟我一样在本该灿烂的少年时代选择一种灰色的生活。

就连“灰色的生活”这个说法，也是然哥对我说的。

有天晚上太热，实在睡不着。我们去楼下买了几瓶冰啤酒，坐在超市的门口乘凉。然哥平时沉默寡言，也从不提及自己的故事。那天他好像说了很多话，但依然没有提及关于他的过去。

“灰色的生活，就是——往前望不到前路，回头回不到从前。”

然哥喝了一口酒，说：“你小子，最好还是走吧，回去读个技校也好，别像我。”

他有心事。但我依然看不懂然哥，就像看不懂这里的生活一样。

当年我十四岁，去中山的火车上，书包里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些手写的书稿。我是从小镇里出来的，中山对我来说是大城市，即使是工业区，也是城市。城市就代表机会，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像韩寒一样。

在古镇多如牛毛的各种厂里，我本以为很少有比我岁数小的。那时候我戴眼镜，身材瘦弱，还是一个孩子的模样，与周围格格不入。但后来我见识到了不少跟我年纪相仿的少年们。

他们都有各自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的原因，但都选择了来到这里——劳动力廉价的小工厂，不需要技术，不需要资历，不需要未来。偶尔雄心壮志，又长时间安于现状，好像每个月两千块的工资，已经足够让这些农村出身的少年们麻痹于生活。

而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大多数无外乎几种：家庭贫困、学习成绩差、对外界的向往、少年时代躁动的情绪……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在每个原因上都或多或少都占据一点。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当时或许尚未理解到“灰色的生活”，但人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是切实的感觉。实实在在且沉重地挂在生活中那些无法言喻的感受里。

有一次看着那个工厂里下班后常去发廊的中年男人，然哥就悄悄对我说：“你如果安于现状，就会像他一样。”

我依旧对然哥有些好奇，因为他从不提起他的过去。他不提，我也就从来没有问过。至于厂里的那几个女生和中年男人，他们对然哥的评价都是“怪人”。大叔说，然哥不去镇上的发廊，这个年纪对女人不好奇的太少。那几个女生说，然哥听一些奇怪的歌，平时也不和她们聊天。

然哥喜欢听一些独立音乐，就是后来的文艺青年们推崇的那些。有一次他在宿舍放过左小祖咒的歌，唱腔怪异，歌词不着边际，我也欣赏不来。几年以后，我也喜欢上左小祖咒，一听到那个声音，就会想起他和那年中山酷热的夏天。

2014年夏天，我依然在厂里工作，然哥却突然离开了一段时间。他走得很突然，那天下班后我就没有见到他，给他发消息也没有收到回复。后来问起老板，老板也只说然哥请了假，不知道多久回来。

大概半个多月后，然哥才回到厂里，依然穿着干净的衬衫。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变化，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工作时沉默寡言，晚上洗着那些衬衫，喝一罐冰啤酒，戴着耳机听歌。

没过多久，到了老板的生日。老板在镇上最好的饭店包了两个大包间，请了五桌人，大部分是朋友和生意上的人。厂里的四个女生，中年男人，我和然哥，坐在角落里的一桌。

那天然哥喝醉了，因为他帮老板喝了很多酒。此前我从未见过然哥喝醉的样子。吃完饭后回到宿舍，然哥连接了几大杯纯净水喝下去，然后跑到厕所里狂吐。

那天晚上我才大概了解了然哥的一些事。他吐完后坐到床上，点了根烟，开始跟我有一茬没一茬地说话，断断续续地说了很多，不像是在对我说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然哥的父亲离世，就在他请假的那个月。泸州的村里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他一个人回去料理了父亲的后事。父亲是他最后一个亲人，那时候他刚过完生日不久，十九岁。

然哥很早就出来工作，大概像我当时的岁数，十四岁左右。那时候他带着大包小包，揣着两千块钱去了广州。在广州待了一年，后来又去了深圳。在深圳的时候，然哥喜欢上一个姑娘，他们年龄相仿，混迹同样的圈子，一个打工仔，一个打工妹。

那个姑娘喜欢穿衬衫的男生，因为男生穿衬衫看起来很干净，也因为他们的年纪本就应该生活在干干净净的象牙塔里。于是然哥开始穿起了衬衫，到后来自己也喜欢上了衬衫。

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是打工仔和打工妹未能善终，因为打工妹悄无声息地在广西老家嫁了人。十五岁？或者是十六岁。就这样消失在他的生命里。

然哥出来工作的原因很简单，没有太多故事，因为穷。父亲残疾，多病，他成绩很好，但读不下去了。国家的教育贫困补助可以解决他的上学问题，但解决不了他和父亲的生活问题。

那天晚上然哥给我讲了他对以后的憧憬：要看很多书，做一个可以光明正大穿衬衫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手里拿着别人敬过来的烟。

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事实上，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时候十九岁的然哥也还是个少年，即便他经历苦难，孑然一身，人生只剩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因为真正的成年人从来不会说“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2015年8月，我准备离开广东中山，告别工厂的生活，回家读技校。临走前，为了感谢然哥的照顾，我花了两百块给他买了一件衬衫。他那时十分落魄，靠预支的工资生活。然哥送我去了车站，提着我买的衬衫，一路无言，分别时才嗫嚅着挤出一句话：“常联系啊。”

但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他的头像在我的QQ列表也变成了灰色。回到学校后，我一路顺风顺水地读到了大学，走上了和那时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在中山的日子成为对我影响最大，也是最灰暗的回忆，我努力不去想，但那段日子的灰暗却常常能变化出一些鲜艳的色彩，给予我成长所需的养分。

直到2019年夏天，我如愿接触到向往已久的影视行业，给一部微电影撰写剧本。成片在网上发布后，我在QQ空间发了一条推荐，在我生活里消失了五年的然哥突然出现，在下面评论了“赞”的表情。

当年我下班后常常在宿舍写东西，同事会笑我，然哥不会，我没有成功，但很想让他知道我坚持了下来。

我很开心，找他聊天，可依然没有回复，然哥的头像也依然是灰色。但我想他一定看到了我发的消息。

我不知道然哥如今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

他已经结了婚，妻子是否像从前那个深圳的姑娘一样，喜欢看他穿衬衫。他是否已经变得开朗许多，是否还记得那年的种种。是否已经脱离了禁锢在工厂里的生活，成为了可以“光明正大穿衬衫”的人。是否还像从前那些少年一样，活在灰色里。

时过经年，从前那个和“灰色的生活”格格不入的年轻人，人生是否已经不止眼前路，还有身后身。

我都不知道。

4

2014年，在中山古镇的工厂里稳定下来后，我跟着学了厂里的所有流程，以便后面货量大时能跟得上出货速度。最开始我跟着那个湖南的中年大叔在库房搬纸箱，用板车运包装好的成品灯具，这是体力活，每天衣服要被汗水打湿很多遍。

后来货单多了起来，那四个做灯具拼装的广西女生忙不过来，我就去工作台那里和她们一起做拼装。灯具拼装很简单，在底座上安上灯管或是LED片，盖上灯罩，装进包装盒里，只需要两只手不停地动，甚至不需要出什么汗。

一直面对面坐着做事难免尴尬无聊，她们经常用广西话聊天，我听不懂，但也乐得清闲。有时他们突然说起普通话，我就知道多半是需要我参与的话题，便跟着参与一下。于是那段时间也了解到不少关于她们的事情。

这四个广西女生里有一对表姐妹，那年姐姐二十一岁，妹妹十六岁。姐姐是雷厉风行、大大咧咧的女汉子性格，已经结婚很多年，有两个孩子。据说她们那边的农村里早婚很正常，姐姐十六岁结婚，十七岁就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她老公也只比她大两岁，结婚时两人都没有到法定年龄。

我离开广东后，有一年夏天，关于“早婚”的话题被讨论得很火热，我不止一次想到那个姐姐。

厂里的人叫她阿兰。阿兰的老公也在工业区，给一家大厂开货车，每月收入不少，两人在外面单独租的房子，两个孩子在老家。他们或许是中国最年轻的那一批留守儿童父母。

阿兰常常讲起自己的感情生活，哪怕对着我也不例外，当时我确实还是个半大孩子，她什么也不避讳。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并不好，她老公不太老实，被她发现过和别的女人聊天约会。可为了孩子她只能忍受，每次吵完架后还是要给男人做一顿饭。

“小唐，你以后可不要这样子。”阿兰叹口气，对我说，“要是以前，我把他皮都扒了。”

她这话或许更多是说给自己听，我也不会和女人们开玩笑，只能干笑着应和两声。

妹妹叫小玉。小玉的性格和阿兰很像，毕竟是表姐妹，但小玉身上的戾气更重。小玉给我讲过她在学校时的经历。

她们的老家在广西河池。小玉离开学校前，因为性格大大咧咧，和一些混混男生的关系很好，她也成了乡镇上的小太妹。她的家乡很穷，但她对一个地方“很穷”没有什么概念，用她的话说：“念书念得下去的少得很。”

小玉身边的很多人都早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后，他们大多数都去向广东的各个城市，一头扎进各地运转的工厂里。因为工厂工人的要求最低，不需要出苦力，技术性强的工种也不多，她们一出来就能挣到钱。没有去打工的那些女生，很多在十六七岁就嫁了人。

小玉不想嫁人，所以来了广东。古镇有很多各地的老乡聚在一起，这些人也是分阶级的。在外混得好的结交厂老板的圈子，混得一般的结交打工仔打工妹的圈子。小玉在这里也没有闲着，像她在学校一样，凭着讨喜的性格，认识了很多广西的男生。

那些男生都是在这里讨生活的打工仔，并不比小玉赚得多，但是男生在这样的生活里靠野性就能吃得开，于是很多人都选择了边打工边做社会上的混混，染着头发，露出纹身，在异乡深夜的街道上结伴而行。

小玉似乎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玩，每天下班后，厂房楼下总有几个骑着摩托车的男生在等着她，她看起来也很得意。

最忙的那段出货期过后，我又去管起了库房，每天运配件去工作台，运成品去物流公司，和她们的交流也就变得少了。

到了夏天，姐姐阿兰请了假，原因是老家的孩子病了，她要回去照顾。过了一周后，她回到厂里，结清了压的工资，正式辞职了。后来听老板说，阿兰的孩子得了重病，她也终于跟她老公闹翻了，两人已经分手。

我疑惑地问老板：“就这样离婚了？”

老板玩味地笑了笑，说：“他们结婚证都没有。”

而妹妹小玉依旧留在厂里。也许是因为没人管了，阿兰离开后，小玉和那帮男生走得越来越近，经常请假。有时出货太忙她也不来上班，人手不够，老板娘都要一起去帮着做拼装。老板娘也和我说，小玉太野了，迟早会出事。

老板娘猜得没错，小玉在姐姐阿兰离开的一个月后，突然消失了。

小玉没有给任何人说她去了哪里，也没有来上班。老板联系姐姐阿兰，阿兰也不知道小玉的去向。不过老板毕竟不是父母，他们关心的只是人手不够会影响生产。老板娘天天到厂里帮忙，经常做到发脾气。她说小玉没打招呼就走，回来以后，一分钱都不会给她。

过了半个月，老板又招了一个女生，也是广西的，替掉了小玉的位置。那个女生来厂里刚工作几天，小玉就回来了。

小玉回来不是想继续工作，而是找老板要她压了一个月的1800块工资。回来的小玉已经变得很不一样。那天她在办公室盛气凌人地看着老板，脸上化着很厚的妆，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劣质香水味。

老板没有给她工资，用老板的话说，“压一个月工资就是为了防你突然跑了”。小玉离开厂里前，表示她还会过来，当晚她就会把自己的东西搬离宿舍。小玉走后，老板娘故作神秘地对那几个女生说，小玉可能是被那些男的下了药，骗去做妓女了。

小玉的宿舍跟我和然哥的宿舍在同一栋楼。下班前，老板娘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让我拿给小玉。她叹了口气，说：“你让她快点回老家吧，她还小。”

听到这话我才突然想起，老板娘的女儿跟我一样大，才十四岁。正在中山一所私立中学读书，成绩很好，很漂亮，很听话，还会奶声奶气地向他们撒娇。

小玉的宿舍已经只有她一个人了，她给我开门时，正在收拾行李。我拿出五百块钱，转述了老板娘对我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

看到我递过去的钱，小玉没有接，她很生气地大声质问我：“凭什么就这么点？压的工资明明是1800。”

我说我只是个送钱传话的，顿了顿，我还是开口说：“你还是回去吧，总比没有强。”

小玉和我当时都是未成年，没有签合同。

小玉听到这话突然情绪崩溃，哭了起来。她疯了一样上来推我一把，我一下愣在原地。她哭着对我吼：“你他妈要我回哪儿去？我还回得去吗？”

这句话在我心里或许证实了老板娘的猜测，我什么也没说，把钱放在她的床上，转身关上门离开了。我没有能力帮她，也没有理由帮她。

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小玉。

离开广东后，我没有主动想起过然哥，却好几次想起小玉哭泣的脸。那年她离开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她，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我始终记得。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想过帮助她，或许想过，也或许在那样的生活里，我是和老板一样的人。可是说到底，他们也没有错。

那年我十四岁，因为几次被学校开除、爷爷去世，决心告别学校，迈向新的生活，选择了一条很多农村少年选择的路。

那年夏天，我坐在回四川的长途大巴上。大巴途经湖南、贵州，窗外闪过的山野里已经没有了来时鲜艳美丽的油菜花，只有光秃秃的山坡和火辣的太阳。

我想起他们，想起然哥，想起阿兰，想起小玉，也想起我自己。那些广袤的土地上，还有成千上万个像我们一样的少年。他们行走在夏天的烈日下，流着汗，迈着朝向星辰大海的步伐，从一个个小村落走向一个个工业化的大城市。

从一个笼子，走向另一个笼子。变成螺丝钉，变成汗水，变成另一种人。可是没人看到他们，没人记得他们，年轻人们仿佛都活在正直、善良、光鲜的世界里，夜夜笙歌，娱乐至死。抑或是享受着阳光灿烂下的鲜花与汗水。

我没有野心。我只是觉得，应该看到他们，也应该记得他们。

题图 | 图片来自《少年巴比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