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杀魏忠贤,明朝会不会灭亡(崇祯死前是不是与贵妃厮混)

魏忠贤是妇孺皆知的大奸贼、大反派，这是毋庸置疑的，崇祯皇帝评价说：“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

崇祯皇帝爱杀大臣，向来有很多争议，但对杀魏忠贤，却没有人说半个“不”字，无不拍手称快，足见魏忠贤之可恨！

不过，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而是应该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判断，我们现在就来假设一下：如果崇祯没有杀魏忠贤，对明朝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平心而论，魏忠贤虽然是大奸大恶，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有非凡的能力和手腕，所以才能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就像曹操一样，在治世，则为能臣，在乱世，则为枭雄。

从某种程度上说，魏忠贤之恶，也是明朝腐败制度的产物，假如魏忠贤之才能被正确运用，那么也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魏忠贤之恶罄竹难书，尽人皆知，就不多赘述了，但魏忠贤之“才”历来鲜有问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魏忠贤究竟有哪些对明朝有益的“贡献”。

魏忠贤所处的时代，明朝正面临巨大的危机，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对明朝进行持久的入侵，已经严重威胁到明朝的生存！所以，如何有效调动明朝一切力量，抵御女真的入侵，是这个时期压倒性的历史使命。

抗击女真需要大量军费，而明朝晚期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税赋不均的问题。

明朝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到了晚明已经严重恶化，大多数贫苦农民无地少地，却承担着巨额的赋税，尤其是臭名昭著的“三饷”，使得广大贫苦百姓民不聊生，而大贵族、大官僚地主阶级则占据着大多数土地，利用权力和诡计免税和避税，这种日趋恶化的不公，严重影响着明朝的税收。

同时，明朝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自中古以来就是工商业繁荣兴旺之地，也历来是最重要的税收重地。然而，明朝中期以来，朝廷官场有大批人士都是通过科举出来的江浙地区学子，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新兴的工商业主和地主阶层，势必强烈反对朝廷对东南沿海地区征收工商税和矿产税等榷税，其中最为鼓躁出力的代表势力，就是著名的“东林党”。

很多人对“东林党”的印象不错，认为这些人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张口闭口都是仁义道德，以“君子小人”来评价人，但实际上，“东林党”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变味了，成了一群只知道高谈阔论，却鼠目寸光的伪君子、真小人！

他们位居高位，却拿不出什么利国利民的措施，而私下里的贪污腐化，一点也不亚于他们一贯攻击的魏忠贤及其党羽。在他们的把持之下，明朝失去了最重要的榷税收入，只好将全部税赋压力都压在已经半死不活的农民身上。

再加上明朝晚期恰逢著名的“小冰河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广大贫苦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接催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这也是导致明朝覆灭的一个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东林党最大的死敌就是魏忠贤，魏忠贤虽奸，但他洞察秋毫，知道辽东女真不仅是大明克星，也是自己荣华富贵的终结者，所以他势必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稷的“善事”，比如派出自己的心腹太监，到江南征收各项工商税，在不断激起江南工商业者和雇工阶层的“民变”的同时，也确实让朝廷的国库充盈了起来。

魏忠贤还有一个拿手好戏，就是“抄家”。尽管魏忠贤制造过不少“冤案”，但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被魏忠贤抄家的官僚，只会有漏网的，却很少有冤枉的！魏忠贤抄家，每每抄没巨额资产，除了一部分被魏忠贤和其党羽瓜分外，朝廷也是受益良多，至少可以减轻一点赋税的压力，老百姓自然也是拍手称快的。

但是，崇祯皇帝除掉魏忠贤后，再次倚重东林党，结果又断绝了东南沿海的税收“财路”，当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朝廷却财政枯竭，一个个只会高喊漂亮口号的东林党人，却谁也不肯为国家捐献一点。

更让人无语的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些“卫道士”又变成了首鼠两端的投降分子，李自成来了，就暗中投降李自成，女真来了，又丧尽民族气节投降异族，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

而反观魏忠贤，虽贪暴无耻，但在国家安危大计方面还是有正确的眼光的，正是他提拔重用了袁崇焕、吴三桂等一批良将，才多次抵挡住了女真的进攻。

因此，如果崇祯皇帝不杀魏忠贤，而是有效地约束住魏忠贤，利用其有胆有识、有益有利的一面，至少后来袁崇焕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吴三桂也不至于“报国无门”而投降大清，明朝的历史也许会有不少转机。

死前公布罪名，死后碎尸万段，为何崇祯皇帝竟要厚葬魏忠贤？

谢邀。魏忠贤，明末著名政治人物，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电影电视作品中，他被人称为“大阉党”、“九千岁”，一个祸国乱民、残忍变态的形象。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魏忠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崇祯皇帝上台后雷厉风行剿灭了魏忠贤及以之为首的阉党集团，死前却又让人厚葬他，这又是为什么呢？

提到魏忠贤，以及明朝末年的政治风云，就不得不提到明朝的文官集团，经过大明2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已经尾大不掉，且各自形成山头，把持朝政、互相攻讦，一片乌烟瘴气。

在大明初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们，还比较有朝气，也比较有追求和信仰，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诸多名臣，比如方孝儒（舍生取义被诛十族）、于谦（力挽狂澜，保卫北京）、海瑞（一代清官）、胡宗宪（剿灭倭寇）等等，在他们的治理下，大明国力蒸蒸日上，走向繁荣。

随着国家走向繁荣的，就是财富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集中，到了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资本巨鳄，这些大资本家开始用金钱腐蚀文官集团，将触手伸进行政系统，谋求更多的好处。

到了明朝后期，整个文官集团已经被腐蚀了一个透彻，每一个关键职位，背后都有资本财团的影子，这些资本财团，通过控制关键岗位的人，进而控制大明的整个国家政策，使之对自己有利。

明朝末年，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可以说已经一只脚踏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当时的朝廷，却很难对商人们征税，商品经济占了整个帝国经济的大头，可是贡献税收大头的却还是农业经济。

光靠农业税，帝国财政的收入肯定是有限的，且不说到了明朝后期整个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就是每年对辽东建奴用兵，以及弹压各地农民起义的支出，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大头。

怎么办呢？最好就是能从各个富得流油的资本家那里，挤出钱来，但是这个事情的难度之高，没几个人能做到，但恰好，魏忠贤就有这个能力。

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越来越强大，皇权被削弱，其实皇帝们也感受了这种窘境，所以皇帝们扶持了越来越多的机构来对抗文官集团，起到平衡作用，这里面耳熟能详的就有东厂西厂锦衣卫，都是电影电视里面的熟面孔了。

但特务机构在对抗文官集团的过程中，要么就是很快败下阵来，要么就是被文官集团的糖衣炮弹收买了，很难扛过一个回合，最后只有宦官集团能够扛住文官集团源源不断地打击，并形成反向制约。

究其原因，宦官集团都由阉人组成，无法形成家族势力，且权力只能来源于皇帝，只能终于皇帝，所以最后就成为了对抗文官集团的不二之选。

在魏忠贤的挤压下，根据《明史》的记载，大明朝廷每年光是商业税都能收上来上千万两白银，当时光浙江一年的茶叶商业税就能收20万两白银。这些商业税收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国库的亏空，让大明还有余力对辽东用兵。

东林党集团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自然是对魏忠贤恨之入骨，恰好他们都是文人，握着笔杆子，控制着大明的宣传系统，于是极尽所能地抹黑魏忠贤及宦官们，在很多人眼中，宦官一个个缺了器官都成了变态，魏忠贤则是一个祸乱朝政、一手遮天的“九千岁”。

崇祯皇帝上台之前也受了不少这个熏陶，对魏忠贤和宦官几乎没有好感，他们祸国殃民的形象已经板上钉钉了，所以崇祯上台不到2个月，就以雷霆之势，剿灭了魏忠贤和“阉党”。

崇祯横扫阉宦之后，朝中一片欢呼雀跃，大家都在喊圣上圣明，如今宇内海晏河清，再享太平！

崇祯也曾一度沉浸在这种幻象中，但很快辽东的战事就将他拉回了现实，在对辽东作战的过程中，崇祯渐渐发现了一个难受的现实——国库没钱了。

没钱怎么打仗？士兵的军饷且先不说，打仗的武器、马匹、粮食，哪一项不要钱？没钱，这仗就没法打。

不仅没钱，崇祯还发现，没有靠谱的人可用了。崇祯在位期间，特别是后期，内阁首辅一年要换两个，大家都是上任之前道德文章写得天花乱坠，要切实做事却这也推不动那也做不了。

头痛啊。

无可奈何的崇祯，只能对农民们加税，加征了辽饷还有剿饷，以为剿饷是个头了吧，最后还有练饷（辽饷是为建奴入侵，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而起; 剿饷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 练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所用）。

简直没完没了，农民们直接被干到活不下去了，起义造反。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绝望的崇祯最后吊死煤山。

根据冯梦龙《燕都日记》的记载，在山穷水尽之时，大太监曹化淳曾对崇祯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经过现实多年的毒打，估计崇祯也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临死前让人厚葬魏忠贤，聊表歉意。

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崇祯求爷爷告奶奶让文官们捐钱，这些人声泪俱下的哭穷，拿出10两、20两的“存款”。最后北京城破了，李自成在这些人家里抄出7000多万两白银。

真是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