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好月圆赵树理小说改编的喜剧电影反映农业合作化深刻变革曾遭康生横加指责

农业合作化是继土地改革之后，我国广大农村又一场历史性变革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初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8年摄制完成的《花好月圆》，系根据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改编而成，围绕三里湾这个小山村合作化进程，所引发的生产、生活、家庭、婚姻等错综而又微妙的纠葛变化，勾勒出一幅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现实的生动画面，反映了这场变革在农村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深刻意义。原本是一部歌颂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影片，只因思想和艺术上别具风格，在反右、反右倾运动接踵而至的特定背景之下，反而招致了不应有的厄运。

“铁笔”再触“问题”

◆赵树理在晋东南。

赵树理最初接触农业合作化问题，是1951年初调至中央宣传部担任文艺干事，学习一段时间后要求下乡，“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遂于当年春天前往所熟悉的山西长治太行山区，那里正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先后来到平顺县川底村、武乡县监漳村，参与协助当地农民建立合作社，发现大多数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不高，还是热衷于个体生产，就像后来小说《三里湾》中支部书记王金生在笔记本上，以 “高、大、好、剥”字样标注的阻碍建立合作社类型，“高”即土改时分得胜利果实多，“大”乃拥有土地数量大，“好”为占有好地，“剥”指上述生产条件好而又进行剥削，他们对合作社都抱有冷漠抵触情绪。赵树理曾将这些情况在应邀参加的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作过介绍，被主持会议的陈伯达斥为“纯粹资本主义思想”，但论争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后引起重视，出台的相关文件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同时又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发展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1952年春天和秋天，赵树理又两次赴山西平顺县川底村，参与生产、分配、扩社、整社等全面工作，前后用了近7个月时间。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同农民群众一起开会学习，一块下地劳动，一个锅灶吃饭，一张炕上谈心，既感受到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翻身贫农的热情，也欣喜于既有知识、又具朝气的青年人作为办社新生力量不断涌现，还看到了农民所固有的小生产者自发离心倾向对一部分群众甚至党员的侵蚀，为小说《三里湾》的创作采集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材料。

◆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

“嬉笑之中褒贬”

1956年“双百”方针为党的八大所确认，社会文化宽松环境与活跃氛围开始形成，电影系统着手调整相关政策并改革制片管理体制。郭维遂悉心投入《三里湾》改编工作，致力于题材拓展与样式多样探索。

“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是原著的成就与重心所在，郭维在改编中忠实恪守并着力突出，但经过了电影化的精心再创造。影片没有回避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一开始就将冲突尖锐呈现出来，增添了一场小说中没有的戏作为序幕：号称“翻得高”的村长范登高为做小买卖骑骡外出进货，扩社积极分子王玉生拼命拽骡劝阻，要其留下开会讨论扩大合作社和开渠修水田工作，拉扯争执之中，范登高因骡子受惊摔到地上；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和社长张乐意赶来说服，牵扯到开渠要占中农马多寿的“刀把地”，马多寿装“糊涂涂”推托老婆“常有理”阻挡，扬言“上北京告状”；玉生丈母娘“能不够”则撺掇女儿小俊，以水缸没水、不挑别吃饭喊走玉生；王金生只好宣布会议改期，让范登高挣回面子扬长而去，甩下讥讽之语：“你们合作社一下子想把什么都弄得花好月圆哪，经验证明，办不到！”不仅让小说故事情节所涉及的四个家庭逐一亮相，勾勒了主要人物的面貌特征，而且以范登高的“溜”与王玉生的“堵”，对所代表的不同道路的分歧与斗争作了形象预示。随后影片主体部分仍维系原著，在各个家庭内部和家庭相互之间，精练而集中地展开进步与落后、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交锋，并交织青年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反抗家庭专制等内容。影片结尾则同样增加一个欢迎新社员大会的场面，让原本在小说中逐一入社的落后人物欢天喜地集体加入，三对青年男女也都各得其所终成眷属。让范登高又说：“开渠扩社，成家立业，合作社这一下可真是把什么都弄得个花好月圆哪！”与序幕互为照应而意味深长。

郭维在改编中最为用力之处，也是影片与小说最大不同地方，在于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处理。原著于此仅是着墨不多地侧面描写，影片则从正面予以充实和强化，与“入社与不入社”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使两者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片中范登高的女儿灵芝不满追求自己的马多寿儿子马有翼懦怯，尤其在入社上屈服于顽固势力，在帮助王玉生为合作社搞发明创造接触中，由相互敬意产生爱慕情愫；马有翼则落入父母与“能不够”合谋对抗入社的“妙计”中，让他去娶并不爱的因志趣不合同玉生离异的小俊，以此搞假分家，终在真心爱其的玉梅帮助下脱身，要求分出自己一份地入社，并与玉梅结婚；而小俊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与能干的小伙子满喜成亲。正如片名《花好月圆》所寓示的，他们推动长辈摆脱落后思想羁绊入了社，也都在斗争过程中获得各自的幸福。三对青年男女相互交叉的婚恋冲突，折射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不同阶层及类型人物的状况及变化，形成爱情和政治互为观照、融为一体的格局，使影片故事性得以增强，矛盾冲突更为曲折，人物塑造愈加丰满，从而变得“好看了”。

对于影片的风格样式，郭维基于原著本身擅用幽默、夸张等描写方式，具有一定喜剧意味，确定采用轻喜剧形式。本着热情歌颂新事物、无情鞭笞旧事物的精神，以善意、乐观为总体基调，借助噱头和趣剧手法，赋予人物、情节、场面等以浓郁而强烈的喜剧色彩。如范登高一出场就大出洋相，硕大身躯骑着瘦弱骡子甚为滑稽、遭王玉生拽骡劝阻摔得仰面朝天狼狈不堪，进货回村又把自己和骡子都变成了货架子，挂满各种各样打算倒卖的商品。其为谋求个人私利而置集体利益于不顾的行径，成为众人围观取笑的对象；“糊涂涂”马多寿一心要走个人发家道路，处处狡黠油滑却总是张嘴装傻，自以为别人看不出其心机，结果一次次沦为笑料；王满喜是个热心、能干、敢言的年轻人，但又憨直、鲁莽、粗心，因而不时惹出可笑的乱子等。经过这样富于喜剧性的表现，使影片所反映的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虽尖锐却不沉重，于嬉笑之中见褒贬，收效显著。

“海棠花总是海棠花”

◆《三里湾》连环画。

1957年3月，郭维开始着手影片拍摄，先后赴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采看外景，最后选定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北涉县。因《三里湾》中人物众多且各有特点，改编时基本予以保留。遴选演员时除立足本厂还着眼其他话剧院团，可谓阵容强大，田华、王秋颖、郭振清、杨启天、陈立中、郭筠等，分别饰演热情活泼的范灵芝、老谋深算的范登高、刚正鲁莾的王满喜、单纯老实的马有翼、逞能狭隘的“能不够”、精明狡黠的马多寿等，金迪、陈琳、霍克等虽是初上银幕，但都有话剧表演经验，在片中饰演泼辣伶俐的袁小俊、淳朴敦厚的王玉梅、蛮横刁泼的“常有理”。按照影片特有题材、风格以及表现众多人物之间复杂关系的要求，为展示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面貌，演员们付出了辛勤努力。

意外的是，就在《花好月圆》拍摄即将完成之际，郭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康生来到长影视察，对该厂当时生产的几部影片横加指责，接着又在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座谈会上以严厉刻薄的语言大张挞伐。《花好月圆》首当其冲两度遭到点名，而且被批得最为厉害，随之在电影界展开的在银幕上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思想亦即“拔白旗”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上映不久即遭批判并被禁。此时赵树理还在革命作家之列，批判口径称《三里湾》是好小说，《花好月圆》则为歪曲了原著的坏电影，“是右派分子郭维按照他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兴趣，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对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歪曲和篡改编制成的”，“完全抛弃了小说的政治内容，变成了庸俗的恋爱故事，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感情，赞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歪曲农村的真实生活”，更有上纲上线称“影片不仅有意篡改了小说关于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极其巧妙地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歪曲了党的组织，党的政策，贩卖了资产阶级的恋爱观。这是一部反社会主义的影片，必须予以批判。”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花好月圆》才得以重见天日。郭维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回北影重返导演岗位，又拍出了新的农村题材影片《柳暗花明》《笨人王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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