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民族英雄被火烧死「那个饱受争议的民族英雄后来自杀了」

来源:八戒影院人气:290更新:2022-09-04 22:45:13

当徽州老乡汪直带领三千倭寇抵达杭州湾之后,胡宗宪面临空前的压力。

本来,这是胡宗宪的招抚计谋取得了成效,但慑于官民对倭寇残忍的记忆,谣言还是传开了。

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不仅放任倭寇上岸,还上奏替汪直求情。

胡宗宪确实已经派人将奏疏送往帝都。在里面,他请求嘉靖皇帝免汪直一死,让其充当沿海防卫,平息倭患,将功赎罪。

但关于他收受汪直巨额贿赂的谣言传开后,他赶紧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发了一封。

在新的奏疏里,胡宗宪措辞严厉,说汪直是帝国东南沿海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罪不可赦。

那一刻,“倭寇头目”汪直的生命将画上句号。

而人言可畏,不仅是胡宗宪,也是大明王朝所有干事业的英雄,无法挣脱的魔咒。

倭寇问题的产生跟明朝立国几乎是同步的。

最早,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亡海上。这些人开始与日本列岛上的浪人和武士相勾结,骚扰山东沿海州县,导致明初海疆不靖。

对此,明太祖朱元璋很恼怒。

他多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南朝征西将军良怀取缔倭寇,却遭到良怀的拒绝。此后倭寇还从山东一路向南,骚扰和掠夺浙江、福建沿海。

不仅如此,在与日本的国书往来过程中,由于良怀的言辞不逊,朱元璋感觉受到了冒犯,一度表态要出兵远征日本。

但是,鉴于元朝远征日本失败的历史教训,朱元璋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写进《皇明祖训》中,要求子孙恪守。

对于日本而言,朱元璋的绥靖政策助长了他们的肆无忌惮,此后,倭寇侵扰有增无减。

无奈之下,朱元璋只能下令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构筑了75座城池,设置要塞和哨所,部署兵力达到10万左右,对倭寇采取了防御姿态。与此同时,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

直到明朝立国大约25年后,1392年,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为了同明朝进行通商,足利义满对倭寇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为祸甚深的倭寇团伙开始走向衰亡。

足利义满遣使赴明朝,在国书中奉明朝为正朔,并称臣纳贡。

明成祖朱棣上位后,同意与日本确立勘合贸易关系,明确今后只有持有明朝发给的官方凭证(即勘合)的船只,才能得到明朝的承认并进行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关系后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跟良怀的倨傲不同,足利义满以卑微的姿态取得明朝的认可。而他在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支撑了其度过统一日本南北朝后面临的财政危机。所以,取缔倭寇,对于陷入财政困境的足利义满来说,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明朝的海疆也在勘合贸易体系确立后,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大部分倭寇消失了。

在东亚历史学家的论述中,贯穿朱元璋统治时期的倭寇被称为“前期倭寇”,以区别于100多年后的嘉靖时期倭患。

从嘉靖在位的16世纪初期开始,倭寇卷土重来,祸害中国东南海疆,这一时期被称为“后期倭寇”,亦称“嘉靖大倭寇”。胡宗宪和他的前任们抗倭的历史,便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1523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刚继位两年,三艘来自日本的朝贡船只驶入了宁波港。

按照明朝的规定,掌管朝贡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全国共设浙江(在宁波)、福建(在泉州)、广东(在广州)三个市舶司,其中负责对日贸易的是浙江市舶司。

明朝对朝贡贸易有一系列的程序,简单来说,日本的朝贡船进入宁波港后,入明使者必须交验明朝先前颁发的勘合,经核对无误后,才允许登陆,并被安置在接待站内等待北京的进京许可。获得进京许可后,他们才能带上国书、贡品和货物,在明朝人员的护送下进京。这套流程走下来,日本一趟朝贡贸易经常要花去三四年时间。

当时日本幕府已经势衰,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权力掌握在细川和大内两氏手中。两家都不愿放弃勘合贸易的肥肉,于是上演了一场争夺战。

就在大内氏派遣的三条船抵达宁波港的几天后,由细川氏派出的一条船也到了宁波。细川氏派出的人员中,有一名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精通明朝内情,一上岸就立即去贿赂市舶司太监赖恩。一番操作之后,细川氏的船虽然比大内氏来得晚,他们持的勘合也是过期的,但还是得到了更好的接待。在宴席上,细川氏的正使鸾冈瑞佐还被安排在大内氏的正使宗设谦道的上座。

宗设谦道非常恼火,当即率领部下发动袭击,杀死鸾冈瑞佐等十多人,放火烧掉了细川的船,并追杀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了绍兴府城。最终还是被宋素卿跑掉了。

宗设谦道一行杀红了眼,在折回宁波的路上,随意杀掠中国人,然后夺了明朝的船只,逃回日本。

这起由日使争贡事件引发的血案,影响十分恶劣。明朝方面随后处置了赖恩,逮捕了宋素卿。宋素卿被判死刑后,死于狱中。

而更深刻的影响是,明朝官民对日本的信任感急剧下降。事件发生几年后,1529年,浙江市舶司被废除。日本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一度受挫,一些利益受损的日本商人、武士和豪强转而做起了走私贸易,并逐渐演变成海寇。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原本在贸易链条中对中国毫无吸引力的日本,因此成为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商船趋之若鹜的目的地。当时,700文一等成色的铜钱在明朝可以换一两白银,而在日本,换一两白银仅需同样成色的铜钱250文,中间存在两到三倍的套利空间。而且,中国的丝、绸、棉、瓷等商品转销日本的利润非常大。经济利益驱动中、日两国的走私者,冒死进行交易。

在浙江市舶司废除后的10多间,以双屿岛(今属浙江舟山)为重要据点的中日走私贸易圈趋于鼎盛。这个走私贸易圈由海寇、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中国沿海势家大族及沿海走私商人等多种势力构成,错综复杂,彼此纠缠。

对明朝的税源和政治控制力而言,走私是一个不能容忍的威胁。

在这些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征兆发生之时,日后的抗倭名臣胡宗宪还只是一个在仕途流转中锻炼能力、积累资格的官员。但另一个年长胡宗宪18岁的抗倭名臣朱纨,此时已经被顶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朱纨被擢升到抗倭第一线,达到个人仕途的高峰。

职位是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这是明朝应对东南沿海新形势而设立的职位,朱纨是首任巡抚,掌管两省军务。

苏州人朱纨是明朝罕见的贤臣,集清廉能干于一身。据说他是在狱中出生的,从小生活贫困,20多岁考中进士后,为官一直颇有口碑。

在他负责抗倭之前,以双屿岛为核心的中日走私贸易圈,已经“繁荣发展”了十几二十年。由于有利可图,海寇、走私者与沿海势家大族及其在朝廷中的利益代言人,结成了相对牢靠的利益同盟。只要朝廷有风吹草动,双屿岛的走私团伙总能第一时间获悉,并安全躲避任何一次检查。

朱纨的到来,第一次打破了官匪勾结的局面。

当时朝廷上围绕着明太祖以来的海禁政策,展开了存与废的争论。利益决定立场,总体上,闽、浙等沿海出身的官员,多主张废除海禁;而未能从海洋贸易中分一杯羹的内陆省份出身的官员,则普遍主张严厉执行海禁政策。但沿海省份出身的朱纨,持方却与那些利益先行者相反。

到任后,他坚持正统的立场,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誓要整顿海防,清剿倭寇与通倭奸民。

他指派都司卢镗率兵攻克双屿岛,活捉了岛上几乎所有的海盗头目,其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一个叫汪直的人侥幸逃脱,后来去了日本平户。

双屿岛被捣毁后,闽浙沿海的势家豪族先不干了。史载,“城中有力之家素得通番之利,一闻剿寇之捷,如失所恃,众口沸腾,危言相恐”。于是朱纨遭到了浙闽籍在朝官员的弹劾。

1549年,朱纨当众诛杀了海盗头目许栋、李光头等96人。

有御史据此上奏弹劾,称朱纨不等朝廷批示,擅自杀戮。

朝廷遂停了朱纨的官职,并派人前往浙江、福建进行调查。朱纨知道消息后,痛哭流涕:“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于是,他给自己写了一通墓志铭,写得极为悲怆:

“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维成吾是。”

写完,喝下毒药自杀。

朱纨的悲惨结局,使得此后很长时间内帝国官员无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巨商、豪族勾连在一起,进入了疯狂的收割期,史载,“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明朝画家仇英所绘倭寇图卷局部。

当朱纨愤而自杀的时候,38岁的胡宗宪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他刚刚在帝国北疆平息了两起士兵哗变事件,展示了个人的手腕与能力。

胡宗宪出身徽州绩溪县龙川胡氏,父亲是当地饱学之士,家境殷实。他的父母从小“鸡娃”,为胡宗宪重金聘请名师,让他接受精良的塾馆教育。胡宗宪也很自觉,“经史过目成诵”,成绩稍有落后,便“终日涕泣不食”。

嘉靖十七年(1538年),26岁的胡宗宪中了进士后,步入仕途。当过两地的知县,有口皆碑。史书说他“倜傥不羁,严信赏罚,民咸服之”。

不像一般的清流士大夫总是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感,胡宗宪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很懂得变通,擅长权术。但他为官有一条准则,就是“敛不及民”。

举个例子,明朝规定有官员路过某地,则该地要负责其吃喝拉撒睡,还要出民力供差遣,地方百姓深受其苦。胡宗宪当知县期间做了一项改革,将当地税粮的超额部分储存起来,以备各种迎来送往的开支,从此无需给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故“民服之”。

自朱纨自杀之后,帝国东南海疆军备松懈,倭寇横行。沿海官民畏倭如虎。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大规模的倭寇在浙东沿海诸城劫掠。

翌年(1553年),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到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72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陆,自西向东,纵横严州、衢州、饶州、徽州等地,历时80余日,“经行数千里,杀伤几四千人”。

根据明朝戏曲理论家、松江华亭(今上海奉贤区柘林镇)人何良俊的记载,这一小股倭寇兜了一圈,来到陪都南京,南京守军与之对战,结果守军死了八九百人,而倭寇“不折一人而去”。

倭寇登陆入境的记载,在嘉靖中后期十分常见,而我们看到的是,明朝军队往往“望风奔溃”。同一年,一小股倭寇来到溧水县,溧水县丞赵珠臣直接“弃城走”,任由这群倭寇在城内百姓家吃住了两天后离去。

在这期间,李天宠手下参将俞大猷等人曾取得擒杀倭寇300多人的战绩。但随后,李天宠接连遭遇两场败仗,督师浙江的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借机弹劾,称李天宠“嗜酒废事”。朝廷遂罢黜了李天宠。

与此同时,张经命卢镗、俞大猷、汤克宽等抗倭名将率军,连同西南狼兵一起,水陆并进,在浙江嘉兴王江泾围剿倭寇。这一仗歼灭倭寇1900多人,是东南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

王江泾大捷传来,张经却同样遭到了赵文华的弹劾,说他“畏贼失机”。

嘉靖看到弹劾张经、李天宠的奏疏,大怒,下诏逮捕二人下狱。没多久,接到了王江泾大捷的奏报,嘉靖问严嵩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张经“畏贼失机”吗,怎么还打了胜仗了?

严嵩说,王江泾大捷实乃赵文华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的功劳。

原来,人事的背后是政治斗争。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马仔,张经、李天宠为人正直,不肯屈服于赵。赵遂寻找机会,陷害二人。这才发生了颠倒黑白的一幕——就在王江泾大捷的五个月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张经、李天宠遭斩首,同日被冤杀的还有敢于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国家一日杀了三名贤臣,“天下冤之”。

严嵩一党除去张经、李天宠,是在为自己人铺路。

李天宠被杀后,赵文华便上奏朝廷举荐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而在张经之后,东南五省总督的两任继任者也先后遭到赵文华弹劾,最终以胡宗宪代之。

此后,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底,胡宗宪除总督一职之外,同时兼任浙江巡抚,在职长达六年。史载胡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幸运的是,历史还真给了他表现的机会。

跟张经等人的正直与风骨不同,胡宗宪很识时务。当初一到浙江,就通过献金融入了赵文华及严氏父子的政治圈子,从而迎来了个人仕途的快速升迁。

不仅如此,他还拼命讨皇帝的欢心。嘉靖崇尚道教,喜欢青词与祥瑞,这在当时几乎人所周知。胡宗宪投其所好,曾向皇帝进献白龟、白鹿、五色灵芝等象征祥瑞之物。寻找这些稀罕之物,恐怕费了他不少心思。他的幕府中网罗了徐渭、唐顺之、田汝成等当世大才子,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撰写青词,以及报捷献瑞时揣测帝意、写表献文。

这些做法,成了严党倒台后胡宗宪遭清算的原因,也是他在后世口碑不算好的根源。

但公平地说,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和他的代理人是一体的。当嘉靖皇帝20年信任“驭君有术”的严嵩,任由其把持朝政,一个官员想要晋升,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势必要采取讨好其代理人的姿态。否则,要么没命,要么没机会出头,胡宗宪的前任们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所以,在一个所谓奸臣当道的时代,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上位者的道德,而在于上位者的作为——他用不道德的手段上位后,究竟想干嘛,究竟干了什么。

成为东南抗倭的一把手,胡宗宪首先在倭患最严重的台州、温州和宁波等地考察。他发现各地武备松弛,“闻警辄逃,全不足恃,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境耳”。而入境倭寇不仅皆提倭刀,勇猛善战,而且“进退纵横,皆按兵法”,一看就是训练有素,这幕后一定有组织者。

经过衡量双方战斗力,胡宗宪认为要消灭倭寇和海盗并不现实,遂定下了诱降为主、剿抚并举的策略,即“攻谋为上,角力为下”。

正如朱纨当年的发现一样,倭寇的最大头目其实都是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被朱纨杀死后,新一代的倭寇头目长成。此人,正是从双屿岛逃脱的汪直。

汪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牙侩(经纪人)。由于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了家属的安全,他隐瞒真姓,自称“王直”。

朱纨自杀那一年,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明朝出现了北虏南倭的双重危机。朝廷的选择很明确,防务重心立马转向了北方,而对于东部沿海的倭寇,则采取了“以寇制寇”的绥靖策略。由于汪直的性格比较内敛谨慎,不像其他海寇头目那么跋扈,因此逐渐取得官府的信任,加上浙江地方豪强的帮助,数年间便吞并整合了卢七、沈九、陈思泮等海寇势力。

等到官府反应过来,“海上无二贼”,汪直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形成。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名将俞大猷等统兵进击汪直驻扎的烈港(在舟山市定海区金塘岛西北隅),最后被其突围,遁逃至日本平户。此后,以汪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最鼎盛时,汪直拥众十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徽王”。过往的船只,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旗号方能通行。

胡宗宪决定诱捕汪直。

他与汪直是徽州老乡,利用这层关系,他将被关在金华监狱中的汪直母亲、妻子释放,为她们提供衣服、食物和住所。随后,他派遣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在汪直的养子汪滶(原名毛海峰)的引荐下,两人在日本见到了汪直。蒋洲把胡宗宪善待汪直母亲、妻子的做法告诉汪直,并劝说汪直立功自赎,归顺朝廷。汪直听完,有些心动,但他说日本现在割据政权林立,他需要时间逐个去宣谕禁止倭寇。

于是,蒋洲被留在日本,而作为交换,汪滶随陈可愿返回浙江,面见胡宗宪。

胡宗宪重赏了汪滶。汪滶随即将另一名倭寇头目徐海打算入侵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

徐海也是徽州人,原为汪直旧部,后独立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寇队伍,势力仅次于汪直。他曾多次率领倭寇入寇长三角。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果然率陈东、叶明和辛五郎等日本大隅、萨摩两岛的倭寇进犯浙江沿海。倭寇人数达万余人,来势凶猛。胡宗宪一开始主张武力抗衡,但展开激战后发现倭寇实力强劲,于是转而采取离间计。他派人拿着汪滶的劝降书去招抚徐海,同时挑拨离间另外两名倭寇头目陈东、叶明与徐海的关系。

徐海听到汪直已投降、陈东又反叛他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不久,他以弟弟徐洪为人质,并抓了叶明和陈东献给胡宗宪。为了表示归顺的诚意,他后来又亲自带领数百名倭寇,至平湖城(今浙江嘉兴平湖)请降。

经过谈判,徐海被安排驻军于平湖城外的东沈庄。与此同时,胡宗宪悄悄释放了陈东和叶明,写信命他们驻在西沈庄,伺机进攻徐海,立功自赎。胡宗宪又故意将书信内容泄露给徐海。

至此,离间之计已成,两伙人隔河相望,互相猜忌,指责对方,随后展开火拼。第二天,早已布置好的明朝官兵才出场收拾残局,包围了这两支互相残杀的倭寇。

没有退路的徐海,最后投水自杀。徐洪、陈东、叶明、辛五郎等人,则被活捉,押送京师。其余逃往舟山的倭寇残余力量,遭到俞大猷的阻击。在这之后,两浙地区的倭患逐渐平息下来。

现在,只剩下摇摆不定的汪直了。

明朝画家仇英所绘倭寇图卷局部。

有一年,由于倭寇入侵,乡村民众坚壁清野,明军所至之处往往缺乏饮食。胡宗宪率军四处觅食,来到了一个小道观。道士听说胡宗宪是来抗倭的,连忙拿出仅有的一点食物招待他。恰在此时,他培养的间谍回来报告倭寇内情。

胡宗宪听说这名间谍已经饿了两天,赶紧把自己仅有的食物给了他。

道士提醒胡宗宪说,道观里只有这点食物了,你自己留点吧。

胡宗宪说,吾宁忍饥以食有功。越是珍贵,越应该给有功劳的人吃。

正是受胡宗宪的诚意感召,当时东南地区一批文韬武略的能人都云集在他的麾下。人称 “俞龙戚虎” 的帝国两大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曾在胡宗宪的手下联手抗倭,大展身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戚继光调往浙江抗倭的第二年,胡宗宪就推荐他任参将,镇守倭患最烈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将他放在抗倭第一线。当时,戚继光还不到30岁。

胡宗宪大力支持戚继光训练浙兵,实现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张。大约两三年后,胡宗宪听说义乌的乡民在与处州(今浙江丽水)的矿工争夺采矿权的械斗中取得大胜,认为义乌民凶悍可用,于是命令戚继光裁汰老弱残兵,去义乌招募三千兵丁。不久,戚继光创立战斗阵法“鸳鸯阵”,胡宗宪观摩后高兴地说:“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这就是后来威震帝国的戚家军。

徐海集团被剿灭一年后,嘉靖三十六(1557年)八月,被汪直留作人质的蒋洲从日本回到了浙江。这意味着胡宗宪招抚汪直的计划有了新进展。但俞大猷对招抚汪直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虽然胡宗宪此时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但后来到了紧要关头,二人的矛盾便凸显了。

三个月后,汪直亲自率领日本的领主特使40余人,以及3000名全副武装的倭寇,登陆浙江岑港(位于舟山)。他的养子汪滶上岸,负责与胡宗宪交涉受抚事宜。

汪直率领倭寇抵达浙江的消息传开后,沿海官民惊慌失措,都担心汪直集团随时激变,连北京也是“朝议哄然,谓(胡)宗宪且酿东南大祸”。

胡宗宪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仍然力主抚议,避免与汪直集团硬刚。

为了让汪直尽快归顺,胡宗宪又使出了他十分擅长的权谋。他故意将机密文件放在案头,随后出去饮酒,大醉后邀请汪滶入内密谈。没一会儿,因为酒劲太大,胡宗宪已经熟睡打鼾了。汪滶很容易就趁机看到了总督大人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胡宗宪本人起草的请求朝廷宽恕汪直的奏疏,以及被胡宗宪扣留下来的手下将领的请战书。汪滶连夜抄录后假睡,次日一早就起身告辞,把情报报告给了汪直。

汪直由此感受到胡宗宪的诚意,放下了戒备,仅带领数名亲信进入浙直总督府拜谒胡宗宪。这时候的胡宗宪确实真心想招抚汪直,于是对汪直承诺将开放海禁,并说服汪直去拜访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

汪直随后在游览西湖的过程中,却被王本固派人逮捕入狱。

此时,外面已经流言四起,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放任倭寇上岸。胡宗宪一惊,生怕自己难以洗刷清白,赶紧派人追回了他此前奏请朝廷宽恕汪直的奏疏,改发了另一封要求严惩汪直的奏疏。

汪直被捕的消息传回岑港,汪滶大怒,将胡宗宪派去的人质、通事夏正肢解了。随后阻断岑港,占据舟山,向明军发起进攻。

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合兵一处,将汪滶包围,四面攻打。由于岑港地势较高,俞、戚采取仰攻姿势,打得颇为艰难,将士死伤惨重,仍未能攻下岑港。此战打到第二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才在俞龙戚虎的猛烈夹攻下逃离岑港。

眼看倭寇往南逃窜到闽、粤一带,俞大猷主张乘胜追击,而胡宗宪认为此轮强攻已经损失太大,故不督兵追击。这时,福建籍御史李瑚上疏弹劾胡宗宪,指责其放纵海寇酿成祸端。因为俞大猷和李瑚都是福建人,胡宗宪据此怀疑这起针对自己的弹劾是俞、李二人共谋,遂先下手为强,把责任全部推给俞大猷。他指控俞大猷违抗军令,纵容倭寇逃窜。俞大猷被逮捕下诏狱。后来,俞大猷的好友、锦衣卫首领陆炳贿赂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俞大猷才被释放,到了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立功赎罪。

胡宗宪为了自保,污蔑俞大猷导致其下狱,这再次证明胡宗宪是能臣,但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人,他在道德上有不少饱受争议的污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汪直被拉到杭州的一个港口处死。同年,在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降生了;在欧洲,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英国女王,因为纵容和扶持海盗集团的扩张,她后来被称为“海盗女王”。

而胡宗宪将迎来个人仕途的顶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年后,又被晋加少保之衔,并节制江西等七省总兵,权势盛极一时。

凭借抗倭军功而平步青云的胡宗宪,此时并未意识到高处不胜寒。但史书说,胡宗宪握权太重,故“才得展而祸机亦萌矣”。

因为权术赢得做事的舞台,也终将因为权术,招来祸端。

胡宗宪晋封少保仅仅一年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大明内阁首辅之争进入最后的阶段:隐忍多年的徐阶将山东道士蓝道行介绍给嘉靖,蓝道行在为皇帝扶乩时看到严嵩进来,遂以附体之神灵称“今日有奸臣奏事”。早已厌烦了严嵩的嘉靖一听,怒上心头,将年迈的严嵩罢官,并逮捕其子严世蕃。

受严氏父子倒台的牵连,朝廷言官以贪污军饷、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弹劾胡宗宪。胡宗宪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很快,胡宗宪被逮到北京受审。

这时,真正的权术大BOSS嘉靖皇帝却突然降旨说,胡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这八九年来,都是朕在提拔他。朕当初因胡宗宪捕获汪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

皇帝发话,胡宗宪总算免于牢狱之灾。但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力,仕途到此为止。

胡宗宪回徽州老家闲住了快两年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帝国政争再次波及到他。这一年,严世蕃被告勾结倭寇图谋叛逆,遭斩首。严氏父子及其主要幕僚均被抄家。

在查抄严世蕃的幕僚罗龙文的家产时,御史发现了一封胡宗宪被弹劾后自拟的圣旨。严嵩当权时,严世蕃长期非法值宿内阁,并代其父撰写圣旨草稿,这在当时的帝国政界人所共知。所以胡宗宪私下草拟了圣旨,托罗龙文转交严世蕃,希望后者利用其权力,使自己免于被弹劾。罗龙文还未来得及将这封圣旨交给严世蕃,严氏父子已经倒台。这封未被及时销毁、一直藏在罗家的圣旨,就这样给了做事向来不拘泥规矩的胡宗宪致命一击。

“妄撰圣旨”这种事被公开出来,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忍得了。于是,54岁的胡宗宪再次被押至北京。

在狱中,胡宗宪递上万言书《辩诬疏》,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响。他自知这次难免一死,写下绝命诗后自杀:

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当时人都传说,胡宗宪贪污了巨额军饷,家里有金山银山,但据明朝官员萧彦后来回忆,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壁立”。

可这并不能阻止严党的对手、新任内阁首辅徐阶将那些莫须有的针对胡宗宪的指控,写到了朝廷实录里面。可怜一代封疆大吏,至死都背负着罪名和骂名。

就在胡宗宪被罢官革职之后,戚继光还在继续追剿南下闽粤的倭寇,最终完成了胡宗宪未竟的抗倭事业。到胡宗宪自杀之时,骚扰帝国长达三四十年的“嘉靖大倭寇”终于平息了。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此后,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胡宗宪再造之功也。

遭遇两极化的评价,胡宗宪生前死后皆如此。这也是混乱年代,任何一个希望有作为的官员需要面对的两难处境:是像张经、杨继盛一样,不惜以生命献祭,对抗权臣;还是像胡宗宪一样,趟入浑水,委曲求全,赢得做事的空间?

或许,这两种人都是国家需要的栋梁,所以,我们才有彪炳千秋的道德脊梁,也有支撑危局、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

随着时间推移,死去的胡宗宪慢慢获得了同情之理解。杭州和嘉兴人为了纪念这名抗倭英雄,为他修了祠堂。明末史学家何乔远也说,世人骂胡宗宪“内结严嵩,外比赵文华以自固”,殊不知他死了那么多年,浙江人还是忘不了他的功业。“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道在委蛇矣”,何乔远说。胡宗宪讨好严党,不是为了鱼肉百姓,而是为了建立功业。明白这一点,他的虚与委蛇和一腔苦衷就值得尊敬。

1567年,嘉靖驾崩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章,隆庆放弃了明朝开国以来实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开始准许民众到海外进行贸易。虽然由于倭人入寇的惨痛记忆,日本仍在禁止之列,但胡宗宪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思想,终于有了正面的回响。

胡宗宪死后7年,1572年,朝廷为胡宗宪平反。

1596年,胡宗宪冤死31年后,御史朱凤翔将胡宗宪和于谦并列为明代“功勋最著者二臣”,请万历皇帝予以表彰。万历采纳了这一建议,追赐胡宗宪以“襄懋”的谥号。

时至今日,我们记住了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和戚继光,但也请记住他们的上司胡宗宪,尽管他并不完美。而正是他的道德瑕疵,让我们时刻警惕:

历史中每一个干大事的人都活得很不容易,我们要指摘的是那个时代,而不是在时代中浮沉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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