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虎口金戈铁马气壮山河西口古道沧桑悠远

黄土高原博大雄浑，在山西北部逶迤绵延，与蒙古高原携手一路走来，透露出威风凛凛的风骨，张扬着桀骜不驯的个性，给人一种伟岸高大、苍凉悠远的感觉。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晋蒙交界处，一座雄关巍然屹立，它北倚古长城，西临苍头河，扼守要冲，俯视苍生，气吞山河，千百年来，它见证了胡汉和亲，金戈铁马的激情岁月，体恤了晋商艰苦创业，驰骋异域的激荡胸怀；记录下一代代背井离乡走西口人的心酸和忧伤。

雄关险隘

杀虎口距右玉县西北35公里处，是外长城一个重要天然关口。据《朔平府志》载：“长城以外，蒙古诸蕃，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而杀虎口乃县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要。”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北依雷公山、庙头山，两山之间是开阔的苍头河谷地，万里长城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去，像个半圆形围墙将杀虎口围在里边，东西两侧山岭崖陡壁立，苍头河由南向北贯穿其中，构成一道宽200多米，长3000多米的天然关隘。杀虎口作为一代雄关，闻名遐迩，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历代王朝都在此屯兵遣将，设置防守。

杀虎口古称参合口，也称西口，历代叫法不同。唐称白狼关，宋名牙狼关，明称杀胡口，清改杀虎口，民国叫杀虎关。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为重要的关隘之一。山西北部自古就是边地，早在《诗经•风》中，就有《出车》描述杀虎口一带抗击外敌的诗歌：“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旌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猃狁作为北方早期少数民族，经常袭扰边境，中原王朝派出边将奉命征讨。右玉在战国时期属赵，赵孝成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就派重兵驻守雁门一带，戍边大将李牧曾多次从这里出击，抵御匈奴的进犯。秦为“善无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大将蒙恬率军驻守防御匈奴。汉代大将李广、卫青、霍去病也曾从这里挺进大漠，驰骋疆场，最终封狼居胥，百代流芳。汉代苏武持节从杀虎口出使匈奴，自知一路凶险，前程未卜。

作《别妻》，留下“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的悲怆之诗。王昭君出塞途卧羊山顿生悲痛之心，马蹄踌躇不前，留下“立马皆不发，盘石成蹄窟”的传说。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发丁男百余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即今右玉境内的苍头河)，一旬而罢。”炀帝作《幸北塞》：“鹿塞鸿旌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稽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酩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领兵从杀虎口出塞，消灭突厥20余万众。为了庆祝这一大捷，唐太宗李世民写下了《饮马长城窟》：“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明王朝为了抵御北元的袭扰，遂设置九边，明长城穿杀虎口而过，一时间古堡、烽燧林立，气势壮观，特别是杀虎口段，砖石砌面，筑有城楼、望台等很是壮观，此时的杀虎口成为外长城的重要关隘。杀虎堡位于杀虎口东南1公里处，由杀虎堡（旧堡）、中关、平集堡（新堡）组成。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周二里，高三丈五尺。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在杀虎堡南百米外又兴建了一座同样规模大小的新堡，名为平集堡。后来由于边贸繁荣和人口繁盛，在两堡中间筑东西两墙，二堡之间被围起来形成一座封闭的关，名为中关，整个城堡平面呈“目”字型，从南到北形成三连环式的堡城，成倚角互援之势，大大提高了杀虎口的防御能力。杀虎堡地处繁华要道，随着商贾云集，一度人口骤增，极盛时住户达3600户，近5万人。各种衙署、庙宇、学堂、牌楼遍布堡内外，宫观寺庙共有50多座，其繁华远近闻名。

通商口岸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的陶瓷、烧酒、食盐、潞麻、丝绸逐渐兴盛起来，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中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国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的商贾阶层。先秦时期山西的商贸：“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书》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来形容晋商猗顿。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武则天之父武士貜作为木材商人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凭借当时天下最精锐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夺取了全国政权。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到了宋代，由于山西地处边防要塞，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丝绸、铁器、食盐，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手工业制品。“澶渊之盟”后，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驿站逐渐完备，商业活动的地域更加扩大。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明朝时期，蒙汉在长城一线进行民间贸易，互通有无，隆庆四年正式开关，关贸进一步扩大。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杀虎口成为内地商人对蒙俄贸易的商路上重要的商品运输枢纽，政府在此设置税卡，在北上、西去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固定的晋蒙大通道，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口古道”。学术文献中谓之“晋商驼道”“晋商驼道”起始于先秦，下至民国，历经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

晋商驼道分“南三线”和“北三线”，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就是人所共知的“走西口”，指的是晋商从雁门关或历经太原、静乐、宁武的汾河谷地北上走出内长城之后分为三路北上：一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二是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三是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经杀虎口向西北而去的西口古道方便快捷，成为开创理想，走南闯北的大通道。

康熙征噶尔丹时(1696—1697年)时期，山西太谷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张杰、史大学三个人随军搞军需供应。时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部驻防杀虎口，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之后以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组成集体小商伙吉盛堂（大盛魁）。当时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山西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曾经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商号的发祥地就在杀虎口，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商号，资本近亿两白银。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大盛魁人员极盛时超万人，骆驼2万峰。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超乎人们的意料，获利之多、时间之久，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

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大军，平定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担当重任，将征集来的十三万石军粮运往前线，但不幸被叛军劫走，他变卖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再一次买粮补运。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三盛公”和晋商有着很深的渊源，若要了解三盛公，就必须从“走西口”必经之路杀虎口说起。

清王朝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到了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人口与土地问题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无奈之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乔贵发作为晋商走西口的代表人物，于乾隆年间沿着山西的中部出发，一路向西，杀虎口到内蒙古，在包头一个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乔贵发（华）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改名为复盛公。因乔家经商最注重诚信，复盛公生意兴隆，及至乔致庸成为乔家第二代掌门人时，复盛公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乔家除在包头有11处生意外，其它地方还有非常多的商号。

晋商雄风

清代形成大一统格局，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徕山西、陕西、河北工匠和破产农民外出谋生。出西口后的经营地域主要是三大营地：前营、后营、西北营地。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投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蕃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行商驱赶着骆驼队，分赴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贸易。这种贸易途中没有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行进，自携锅帐。驮运出去的商品，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运回的物资，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的货物有一部分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20万两白银，甘草约50万银元。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亚洲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杀虎口见证了太多的金戈铁马，周征猃狁，汉伐匈奴，隋唐伐突厥，宋伐契丹，明讨蒙古，清康熙玄烨帝亲自率兵出征蒙古葛尔丹，均经此地。杀虎口见证了商贸往来的繁荣，有“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称。历来山西商人“走西口”走的就是杀虎口，杀虎口成为晋商孕育地之一，走西口成就了晋商的辉煌。伴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这个繁荣了五百年的古税关也渐渐停止了运转。昌盛百年的杀虎堡和平集堡随之走向衰落，仅存的残垣破屋，古道土墙向后来者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杀虎堡的古老记忆也随着岁月渐渐消失。

金戈碰击声没了，悠悠驼铃远去了。长城睡了、商号睡了、古堡也睡了。只有那首柔肠悲凉的绝唱《走西口》，还留在人们的耳畔。传唱数百年，越唱越红火。当年无数的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而有了活路，生活有了盼头，晋商精神如是，走西口如是，但总有一种精神不会散去，那就是一个个先辈们的开拓精神永远散发着不朽的故事与传奇。

（王彦峰 杨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