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楼村艾滋病患者现状「文楼村中国最早的艾滋病村他们原来靠卖血为生现在如何了」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这是上个世纪末河南上蔡县一个叫文楼村的地方传出的标语。

贫穷，是这个地方的恶疾，为了治好这个恶疾，他们干起了这个看似轻松的活计——卖血。

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一样，他们希望通过卖血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甚至去致富。

他们紧紧的抓住卖血这根稻草，希望靠它改变自己的生活。

但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他们被惩罚了。

越来越多的村民皮肤溃烂，痛苦而死，村民惊恐的认为他们得罪了神灵，这是神灵对他们的惩罚。

一夜之间，天旋地转，文楼村成了噩梦和深渊......

直到医生桂希恩的到来，他揭开了这个地方神秘的面纱，原来村民们并不是得罪了神灵，而是患上了艾滋病。

此事一出，惊动了中央，直接推动了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和宣传工作。

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当初的文楼村变成了何种模样？

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一样，文楼村本来也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事情就悄然发生了大变化。

村里的墙面上到处刷着标语：“卖血光荣，救死扶伤”，这些违规的血站打起了农民的主意，因为他们的人好骗，他们的钱好赚。

对于这些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来说，他们很容易就被忽悠，那些人宣传说卖血光荣，卖血有益于身体健康，促进身体血液循环，用这些有着专业名词的话语来忽悠村民，成功率很高。

村里的一位妇女说：“卖血身体好，谁卖血谁发财，谁不卖血房子盖不上，媳妇也娶不上。”

可见卖血已经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致富手段，他们还认为卖血是一个有益无害的事情。

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村里下到十七八岁的青年，上到60多岁的老人，都加入了卖血大军，买一次血能得四五十元，在当时这个钱是很多的。

那个时候，他们一般干一天活才得几元钱，几十元就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所以这样一看，卖血简直来钱太快。

几乎整个村子的人都开始靠卖血来挣钱，村子附近有不同的血站，有人为了能多卖血，甚至去各个卖血站“排班”，这边刚卖完血马上赶去那边，一天能跑个十几来回。

现在看来他们简直就是在胡闹，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如果是正规的卖血还好一点，但村子旁边都是非法的违规血站，设备卫生问题很严重，有的为了节省成本，针头循环使用。

一般来说鲜血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全采”，一种是“单采”。

违规血站几乎使用的都是“单采”，因为这种方便，节省成本，“单采”就是把你的血液输出，提出里面的血浆，再把血输回去。

这种方式极其容易感染，抽完血之后，村民的血接触的外界的东西太多，比如消毒剪、消毒钳、分离血液使用的离心机等，它们都和血液有直接接触，一旦感染可能就把别人的病毒带到了自己身上。

如果这种病毒就是艾滋病毒，那么艾滋病就会在人群中像野草一样疯长。

那个时候的河南，在各个小地方，充斥着太多献血点，为了能分得一杯羹，他们丧心病狂，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为了钱他们什么都干的出来。

和医疗机构八竿子打不着的也开起了血站，只为了能多挣些钱。

这么多的卖血点，村民们以为这就是正规的，到90年代中期，文楼村卖血的人数已经接近一半，并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但是没等靠卖血挣到钱，噩梦就降临到了这个小村庄，从1992年开始，村子里的人陆续开始生病，而且这次生病的症状还很不一样，刚开始是感冒，后来身上起疱疹，有小碗那么大，还发痒；有的伴有发烧的症状，闹肚子，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还有的生口疮，严重的嘴巴都烂了。

而且更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这一次的病似乎治不好，得病的人一段时间之后就熬不过去了，相继死去。

这段时间以来，村子里面不断有青壮年的劳动力的死去，一时间整个村子笼罩在阴霾中，村民们以为他们是得罪了神灵，这是神灵对他们的惩罚；有的以为是他们村子被人诅咒了，光死青壮年，这是要他们灭族。

一下子文楼村成了噩梦般的存在，附近的人对他们避之不及，觉得他们晦气。

这种可怕的状况直到桂希恩医生的到来才得以改变。

1999年，桂希恩医生听到了文楼村的进修医生给自己讲的一件怪事，他敏锐的觉察到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那位医生说文楼村里最近不知怎么了，莫名其妙的死了很多人，都有发烧、闹肚子、皮肤溃烂的症状，桂希恩医生一瞬就辨别了出来这是典型的艾滋病的症状。

但是他感到很奇怪，这种和性有关的疾病怎么会大面积的出现在文楼村呢，之前他在美国学习时，接触过这个病，当时他很自信中国不会有这种病，因为他觉得中国人普遍都比较保守，不会感染上这种病。

但是如今他意识到这个情况不可小觑，马上他就有了规划，他必须去文楼村做全面的调研，看看村民具体的症状、已经蔓延到的程度，还要尽快把详细的报告上报给相关政府部门。

到了文楼村他马上开始看病人的情况，他看的第一个村民是孔留柱，症状是发烧、腹泻、口腔还有真菌感染，他的身体很瘦，看来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很长时间，他的情况与艾滋症状非常像，之后桂希恩医生马上抽取血液做了检测，结果显示阳性。

他先做了一个样本检测，抽取了11个人，但是检测结果让他彻底绝望了，这11个人只有1个人的结果是阴性。

再扩大样本，他检测了50人，一半以上呈现阳性，并且他还发现了儿童艾滋病毒携带者。

这些检测者的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曾经卖过血，答案显而易见，他们是因为血液传播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这个结果让他震惊，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处理不好会变成怎样让人想都不敢想。

他必须把情况及时上报给政府部门，以获得更多的支持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和更专业的治疗。

但桂希恩医生后续的调研并不顺利，当地政府部门阻挠调研，害怕把这块遮羞布揭开，更可怕的还有当地村民，他们的思想还很落后，不知道什么是艾滋，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献血竟就得了艾滋这种可怕的病。

当时已经有百分之70以上的村民感染艾滋，文楼村被死死的打上了艾滋的标签，村民出去一律找不到工作，还会被别人歧视，村里的蔬菜产品彻底滞销，文楼村成了一滩死水。

村民雷妹因为去献过血，感染了艾滋，她生的孩子都一样有艾滋，只有一个鲜血之前生的孩子幸免于难，一家5口除了大女儿全部患有艾滋，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靠政府微薄的救助生存。

后来雷妹还是没能挺过去，被艾滋折磨而死，独留丈夫和三个孩子。

村子里像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他们的生活已经完全陷入黑暗之中。

桂希恩医生的调查进行了半年才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他把自己的调研情况写成调研报告，上报给了地方政府和中央，这才使得中国最早的艾滋病村的秘密被揭开了。

事情出来，中央高度重视，迅速做出了应对方案，相关部门和人员都配备到位，一个系统的帮扶计划开始启动。

经过调查发现，不只是文楼村有这种现象，周口、信阳等地也有类似的现象，但原因都是如出一辙，和卖血有关。

为了应对这次艾滋疫情，河南省专门拨下款项用于实施“六个一”工程。

越来越多的干部拿着锅碗瓢盆走进了大大小小的村庄，他们与村民住在一起，近距离执行帮扶政策，从多个方面帮助村民应对疫情。

得了艾滋的村民可以免费得到治疗药物，免费上学，免费接受艾滋病毒的检测，对于感染艾滋的老人，政府还专门帮助它们安享晚年。

2004年2月，河南驻马店和上蔡县卫生部门的四位干部组成了帮扶工作队进驻文楼村。

他们首先对文楼村进行了全盘的走访，了解全村近一千户农民的想法和建议，制定了合乎具体情况的帮扶政策。

省级专家到文楼村坐诊，严格按照规定治疗患者，每一位患者的情况都登记在电脑上，严格跟踪他们的病情变化情况。

为了让村民及时服药，政府还配备了专门的服药督导员，他们每个人负责20个患者，早晚的时候送药上门，把药送到，看着他们服下，吐了再补。

这种严格的看护政策的效果很好，村民们都有序获得了治疗，村子里慢慢有了一些生气，不再是之前死气沉沉的样子了。

除了医疗上的救助，政府还为文楼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铺好了路，两个多月后，五百多万的基础设施建好投入了使用。

村子里修了平整的柏油路，家家户户接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村里公共场所还有专门的绿化带，有供村民健身使用的健身器材，走在村里的小路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孩子们的学校也得到了翻新，从前破败的教学楼如今焕然一新，孩子们在里面读书窗明几净，一派生机，篮球场、塑胶跑道等让孩子全面发展的体育场所也都建立了起来，孩子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真心的笑容。

最重要的改变是村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怨天尤人，也没有再做投机取巧的事情，而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些自己能干的活计，安安稳稳，可能钱不多，但是这种自食其力的感觉却让他们觉得安心。

政府也对村里的事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如今村里也发展了一些简单的产业，有了政府的帮助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村子里的人已经再没有被温饱所困的了，他们能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能有一些留存，对他们来说如今的生活已经非常好了，他们感到很满足。

上文中提到的马深义如今的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之前他的妻子去世，他以为自己会和妻子一样熬不过去，谁知他的病情并没有恶化，通过治疗还得到了好转。

现在的他已经可以正常生活，他将三个孩子全都照顾长大，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归宿，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相信妻子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安心的。

在2006年，他还另找了一个老伴，她也患有艾滋，但是也许正因如此，他们之间似乎更为默契，他们知道彼此的情况，知道他们生命的尽头，都得过艾滋的他们非常珍惜现在拥有过的一切，平平淡淡的生活也被他们过得有滋有味。

艾滋虽然可怕，但是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就是战胜艾滋的最大武器，病毒也许不会消失，但是它们在人们心里种下的病毒却一定可以根除，只要心里没有病毒，我们就能战胜病毒。

2004年，桂希恩医生获得了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布的艾滋病防治的最高奖项，是他发现了中国的第一个艾滋病村，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希望在更多的像桂希恩这样的医生的帮助下，我们的病毒防治工作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