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各地都督「不同的结局辛亥革命爆发后地方督抚的抉择」

清王朝在宣统三年（1911）覆灭，固然因革命的冲击所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土崩瓦解？如张謇所慨叹：“自古迄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时人将太平军攻破武昌时官绅效忠清廷的情形与武昌起义之后各自“奔逃”的现象对照说：“咸丰壬子武昌之失，抚臣而下司道府县全城殉难，绅民之死者更不可数计。此无他，将吏知死官之义，士民报作育之隆。由死节之多，即可决恢复之易。今武昌之陷，奔逃迭报，殉节罕闻。此我国之大耻也。”清朝遗老纂修的《清史稿》则直接归罪于地方督抚，有谓：“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

辛亥革命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里通过对武昌起义以后地方督抚群体构成的几项基本因素进行数字统计，包括各省督抚的总体人数及其出身背景、旗汉比例等方面，以期分析该时期地方督抚群体结构的一般情形。

清代政区经过不断调整，除了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外，最终形成二十二行省计九总督十四巡抚的格局。在这二十二行省中，江苏有两个行政中心——两江总督驻南京、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余省份均各驻一总督或巡抚，完全避免了督抚同城的局面。清代督抚任职方式大致有实授、署理与护理三种情形。尽管性质不一，但都是实际主政者，故本文拟一并统计。武昌起义以后任职地方督抚者到底有多少人？具体统计如表1：

43位督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为武昌起义爆发时在职的督抚，有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闽浙总督松寿、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张鸣岐、署四川总督赵尔丰、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陆钟琦、河南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杨文鼎与护陕西巡抚钱能训、新疆巡抚袁大化、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余诚格、广西巡抚沈秉堃、贵州巡抚沈瑜庆、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共计24人。

二为武昌起义以后新任职的督抚，有署直隶总督张镇芳，护两江总督张勋，湖广总督袁世凯、魏光焘、王士珍（署）、段芝贵（护）、段祺瑞（署），四川总督岑春煊、端方（署），安徽巡抚张怀芝，山东巡抚胡建枢、张广建（署），山西巡抚吴禄贞（署）、张锡銮、李盛铎（署），河南巡抚齐耀琳，署陕西巡抚升允，署湖南巡抚朱益濬、署黑龙江巡抚宋小濂，共计19人。至于新任职的督抚，除常规任命以外，尚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起用旧臣，如袁世凯、魏光焘、岑春煊、端方、升允，均曾任总督重臣；二是重用新锐，如王士珍、段芝贵、段祺瑞、张怀芝、吴禄贞，都是北洋武备学堂或留日士官学校学生出身，并曾任新军统制。另外，行伍出身的张勋以江南提督护理两江总督，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面对武昌起义后的革命风潮，各省督抚如何应对？这里主要考察武昌起义时各省在职督抚的态度，因为之后新任的督抚实际上多未到任或任职时间极为短暂，对大局无关紧要。当时在职督抚共计24人，其反应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

（一）弃城革职

湖广总督瑞澂与湖南巡抚余诚格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瑞澂

湖南巡抚余诚格于宣统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接任视事。 一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湖南新军即谋响应。九月初一日，湖南新军起义，占领军械局，杀死巡防队统领黄忠浩，攻入巡抚衙门。起义军偕谘议局议员劝余诚格悬挂白旗，余不允，遂避登湘帆小轮，潜逃出省。余诚格通过安徽巡抚朱家宝电奏自请严惩，清廷谕令将余诚格革职：“余诚格虽系甫经到任，所调将领未到，添募未齐，究属措置乖方，以致仓卒生变，罪无可辞。湖南巡抚余诚格著即革职，戴罪图功，并著暂管湖南巡抚印信，责成该革抚迅调省外兵队，即将省城剋期克复，毋稍延玩。倘不奋力自效，定将该革抚从重治罪。”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以革抚余诚格久无下落，补授湖南辰沅永靖道朱益濬为湖南提法使，并署理湖南巡抚。其实，余诚格早已步瑞澂后尘，从湖南出省后便由江西逃往上海。

（二）光复后去职

在革命光复之后自动去职的督抚有五位：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云贵总督李经羲、贵州巡抚沈瑜庆、浙江巡抚增韫、两广总督张鸣岐。

陕西是革命党人颇为活跃的省份。宣统三年（1911）七月，受四川保路风潮影响，陕西省城西安便突起谣传，有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要在八月十五日起事。护理巡抚钱能训与西安将军文瑞急谋防备之策：给旗兵增发枪支弹药，拨款修筑满城防御工事，调外地巡防队回省守城，将新军陆续调拨外地分防，并密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九月初一日，陕西新军几乎与湖南同时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在全城惊恐之中，钱能训逃匿民家，被民军发现，当场以手枪自戕，连发两弹，伤及左胁，自杀未遂，被民军俘获，强为治疗，甚欲强起治陕事。钱能训无奈地婉拒，有谓：“吾不克尽吾职，乃至于此。今病甚，复何所裨于陕乎。”革命政府知其不可留，遂听其南归。此后钱能训出走潼关，并自动离职。

钱能训

（三）反正独立

由清朝巡抚摇身一变为革命军都督者有三位：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

江苏巡抚程德全是地方督抚在革命风潮中宣布独立的第一人。据说，程德全曾亲手用竹竿挑落巡抚衙门屋檐上的瓦片数块，以示有所“破坏”而附从“革命”之意。世人多以此为例，嘲笑旧官僚投机“革命”的丑态。其实，程德全走向“革命”之途并不容易。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程德全是表现比较活跃的督抚之一。宣统二年（1910）初，程德全从奉天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又与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过从甚密，是督抚参与国会请愿运动中的要角。武昌起义后，程德全与江督张人骏电商严密防范，以为“下游伏莽颇多，现虽处以静镇，亦亟应预筹布置”，并致电陆军部表示“苏省水陆各营勉敷地方弹压之用”。

安徽是有排满革命传统的省份，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尤为活跃。武昌起义后，省城安庆危急，九月十八日，安徽宣布独立，朱家宝任都督，革命党人王天培副之。王天培以朱家宝非忠于革命者，思取而代之，不意反被朱氏逐走。革命党人吴旸谷知朱家宝“隐怀二心”，遂赴九江请兵援皖。九月二十四、五日，九江都督马毓宝所派黄焕章部围攻安徽都督府，洗劫安庆城。朱家宝缒城而出，夤夜逃逸。此后安徽一片混乱，直到十一月初孙毓筠出任皖军都督。约计朱家宝任安徽都督仅一周时间。

朱家宝

（四）自杀与被杀

光复后自杀的督抚有江西巡抚冯汝骙和闽浙总督松寿，被革命军杀死的督抚有山西巡抚陆钟琦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

江西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九月初二日，九江新军起义，宣布独立。警电传至省城南昌，全城惊恐。巡抚冯汝骙为笼络新军，“召集各将领痛陈君国大义，馈羊酒入军营，冀结其欢心。”十九日，冯汝骙对儿子冯迈等交代后事，嘱咐护送江西巡抚关防上缴清廷，有谓：“此孤臣所受于吾皇者，不似城非一手所能夺，今不能赍缴待罪，尔等其谨护以进，勿为党人所得，辜我两旬死守之意。”随后吞金自尽。报闻，清廷予谥忠愍。

陆钟琦就任山西巡抚不到一个月，西安光复消息传至太原。为了加强晋省防备，阻止陕西民军来袭，陆钟琦拟调派新军驻守潼关，遭到新军抗拒。九月初八日，山西新军起义，进攻巡抚衙门。陆钟琦出而厉叱：“尔辈将反邪？”语未毕，遂被击毙。其妻儿同被难。此前，陆钟琦已有预感，曾对其子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期毋效妇仁害我！”事闻，清廷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

陆钟琦

四川情况非常复杂。因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川省保路风潮狂飙突起。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处置乖方，逮捕群众请愿代表，制造“成都血案”，使保路运动迅速发展为保路同志军起义，川省局势危急。成都宣告独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任副都督。不久传出赵蒲密约——赵尔丰与蒲殿俊就独立之事有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川省群情激愤。十八日，省城成都防军兵变，蒲、朱逃匿，新军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副之，重建四川军政府。当时赵尔丰仍盘踞旧总督衙门，拥兵自固，甚至暗调边兵，伺机反扑。“军民人等，皆谓尔丰一日不去，川人一日不安。”十一月初三日，军政府发兵捕获赵尔丰，即时正法，传首示众。两位署川督端方、赵尔丰先后被杀，清廷优恤端方，予谥忠敏，而于赵尔丰则置之不顾。

（五）托病解职

因见大势已去，托病奏请开缺，而被清廷允准解职的督抚有六位：陕西巡抚杨文鼎、河南巡抚宝棻、山东巡抚孙宝琦、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黑龙江巡抚周树模。

武昌起义时，杨文鼎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到任的陕西巡抚。宣统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杨文鼎交卸湖南抚篆。其时，杨文鼎奏请赴陕抚任时取道汉口，拟请假二十日，搭轮赴沪，到松江府奉贤县给父亲修墓。二十九日，奉硃批允准。

山东在武昌起义以后一度寂然无闻，或有传闻政府拟向德国借款，而以山东土地作抵押，一时物议纷纭。九月十五日，济南绅商学界于谘议局集议，提出不借外债及停战等八条件，要求巡抚孙宝琦电奏清廷答复，否则宣布独立。孙宝琦权衡利弊，便拟顺应舆情，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行政、调兵、理财，暂用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力保本境秩序，不预战事，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销。”显然，这是保境安民的权宜之计。九月二十三日，山东绅商学界联合会迫使孙宝琦宣布独立，推举孙宝琦为总统，新军第五镇代理统制贾宾卿为副总统。然而，在袁世凯的操纵下，第五镇标统吴鼎元等联衔具禀，请即取销独立。十月初七日，孙宝琦电奏取销独立，并请从严治罪。清廷以其宣布独立“自系被人迫胁，并非出自本心”，予以宽容，仍著留任效力。孙宝琦以心力交瘁，病不能支，奏请赏假二十日，并请另简干员，署理巡抚。十月二十七日，清廷准予孙宝琦因病开缺，以提法使胡建枢补授山东巡抚。后人多斥责孙宝琦玩“假独立”，大致是从革命的角度立论，恰恰反证孙氏以权宜之计效忠清廷的真实意图。据称，孙宝琦“含垢茹痛，苦力搘拄，数月而须发皆白矣。”可见其良苦用心。

直隶为京畿重地，首善之区。武昌起义之后，总督陈夔龙防范甚严。十月中旬，新军第二十镇某部在滦州起义，陈夔龙派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部淮军，配合新军第三镇曹锟部，一举镇压。其时，各省纷纷独立，直隶士绅力劝陈夔龙俯顺潮流，从权独立。“一倡百和，情形激烈，有立待解决，迟则生变之势。”陈夔龙以“直隶情形与各省不同，岂能独立”为词，断然拒绝。 十二月十六日，陈夔龙电奏病势日深，万难任事，恳准开缺调治，并请简员接任。清廷赏假三个月，并以湖南提法使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十八日，陈夔龙交卸篆务，暂寓津门养疴。

陈夔龙

（六）清帝退位后去职

有四位督抚坚持到清帝退位之后去职：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吉林巡抚陈昭常、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

袁大化

由上可见，各省督抚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反应，可谓情形不一，多种多样。那种认为督抚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说法，未免有简单片面化之嫌。其实，真正转向革命阵营或死命对抗革命的督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督抚还是有效忠清廷之心，虽然他们因无法控制新军及当地绅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但他们还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应对措施，他们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灭。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清末新政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就是中央集权。当新政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备立宪阶段，清廷便明确标榜“大权统于朝廷”。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更是极力集权皇族亲贵，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然而，与清廷主观意旨相背的是，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清廷内部，皇族亲贵之间矛盾重重，不仅载沣与隆裕太后不和，其他诸如奕劻、载泽、载涛、载洵、毓朗、溥伦、善耆、溥伟等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也是不断地明争暗斗，以至于形成所谓“政出多门”的局面。

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御史陈善同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督抚，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为数千万人民之所托命，万不可无调遣兵队之权，以资震摄。尽管可能有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这样，清王朝的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时，军人势力乘势而起，成为左右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清末，张绍曾滦州兵谏立宪与段祺瑞电争共和，已启军人干政先河。

在民初，袁世凯仍然利用北洋军人与孙中山斗法。其时，孙中山坚持临时政府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当孙中山所派蔡元培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时，袁世凯授意亲信曹锟所属第三镇发动兵变，在京津地区大肆抢劫，造成北方动荡不安局面。同时，北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联合发布通电，断然主张：“兹就内情、外交、边部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定。”结果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不得不妥协，以遂袁世凯之愿。对于曹锟兵变，时人感叹：“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 真可谓先见之明。其后，军人干政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演变为军阀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军阀主要是清末新军将领，而不是地方督抚。进入民国以后，前清督抚大都步入遗老行列，而新军将领则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异常活跃。从辛亥鼎革之际独立各省都督任职背景统计分析，便可略见其端倪。据统计，在各省光复后任职都督的27人中，有14人来自新军官员，包括新军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及教官等，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另有革命党人即职业革命者5人；旧官僚包括巡抚、布政使、提督5人；立宪派包括3位谘议局议长，均占少数。可见新军势力的强大。新军势力在清末新政中崛起，成为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从军人干政演变为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治，也就顺理成章。有点匪夷所思的是，练新军本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但在辛亥革命中，新军是推动各省独立的主力军，终归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这是清廷新政之初所始料不及的。种豆得瓜，历史的奥秘确实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