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虫谷里面的墓「云南虫谷有原型吗1955年滇王墓横空出世人祭吊人俑并非杜撰」

其实书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原型的，例如在鬼吹灯系列的第一本书里，精绝古城的原型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的所在地尼雅古城。而书中的九层妖塔也有参考依据，那就是位于青海省都兰古墓群中最壮观的热水一号大墓。

今天我们要讲的云南虫谷也一样，根据书中对地理位置与环境特色的描写，遮龙山有很大的概率就是云南的高黎贡山，一样都是原始森林，一样的山脉绵长，一样在雨林深处存在十分危险的瘴气。而书中最惊险最刺激的莫过于献王墓，里面人俑、活人祭等诡异事物令看客们心惊，然而根据1956年出土的滇王墓考古发现，这些残酷的事件很大概率并非杜撰。

从古至今，古滇国就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地方，在我们的认识中，古滇国甚至不及他的友邻古夜郎更令人熟悉（成语“夜郎自大”说的就是这里）。在秦汉之前，由于巴蜀与云贵地区之间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这里与中原长期脱节，相互之间基本很少有联系。

到了先秦时期，楚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土，派将领出兵征服滇地地区的少数民族。可是等将士们成功完成任务，准备班师回朝时，却发现楚国已经被秦国灭了，回去的路也被秦人堵了。于是在归国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不如干脆另起山头，自立为王，就在这里建立滇国。而这也是史记中记载的首次开发云南边陲的事件。

到了汉朝，汉武帝年间，张骞在一次去川蜀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市面上流传着许多工艺精湛的手工制品，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从西南地区得来的。于是他回去向汉武帝禀报了这件事，刘彻决定派使团出使西南。使团达到滇国后，滇王不仅热情地留下了他们还派人为他们寻找西去的道路。没想到等他们回去以后，南越反了，汉武帝就决定出兵西南。

虽然这听起来是一个十足悲伤的故事，但是滇王看得很透彻，他在使团口中已经听说了汉朝的强大，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与汉对抗的，于是他很快就举国投降，直接归附汉廷。而当时中原对边陲的治理模式也比较宽松，一般采用封藩王的策略统治，于是滇国接受了汉武帝赏赐的滇王金印，继续管辖原来的臣民，生活基本不变。

虽说滇国只是一个普通的西南边陲小国，但是汉武帝却很重视这里，也对懂事的滇王很满意，加封滇王三年后，汉朝又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县，叫俞元县。本以为这里从此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此后，不论是新设立的县还是原来的滇国都开始逐渐消失，在之后的文史资料中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失去了踪影，成为千古谜题。

本来俞元县是一个比较大的县，辖地也很广，但是唐朝以后史书上就再也找不到跟其有关的记载。与此同时古滇国也就成为了一个传说，谁都说不清，之前那个繁华发达的古城如今到底在哪，而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滇国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就这样带着疑惑，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1953年，云南市面上出现了几件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此前出土的古青铜器，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敏锐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很有可能会对云南考古史产生重大影响。可是当这位工作人员将这批青铜兵器买下以后，他却无法从卖家口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于是在1955年云南省的一支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在石寨山进行第一次清理性发掘工作。谁都没有想到，一座平平无奇的小山丘下，竟然会隐藏着两千多年前的古滇国秘密。挖掘工作展开后，很快就有了结果，因为这里的土地下面挤着密密麻麻的古墓，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

在石寨山古墓群中共清理出87座墓葬，出土的文物多达数千件，其中不乏精美的青铜器，金玉器等。而1956年出土的一枚金印更是直接的证明了史记中对于古滇国记载的真实性。当工作人员用软毛刷理清金印上的泥土后，“滇王之印”四个汉字印入众人眼帘，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工地，所有人都沸腾了。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

“元封二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小邑，最宠焉。”

这枚金印与史书记载相一致，使其考古价值更上一层楼，强有力地肯定了这段历史。而在确定了这批墓葬的身份信息后，其它出土的文物也有了相对应的解释。

云南虫谷中描述的吊人俑、活人祭祀在观众看来十分离奇诡异，但是从考古发现上看，这些并非完全杜撰，而是有现实依据可供参照的。在滇王墓群中，除了能够证明身份的滇王金印外，最令人惊讶的是下面这几件青铜器。

这是一件吊人青铜矛，是在石寨山滇王墓群中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之一。与普通的青铜矛不同，这件铜矛的两侧分别用细链各吊着一名赤裸男子，他们的双臂被反绑于身后吊起，头低垂于胸前，身体微屈，仿佛正在经历一种酷刑，痛苦难当。

一般的青铜器多用于作战打仗，但是这件青铜矛作兵器的可能性很小，无论是其独特的风格，还是精细的构造，都堪称精品。而最关键的是，整个青铜器或许代表了某种仪式，上面悬吊着的人是否在祭祀或者参加其他活动，目前还没有其他资料印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与当时的滇国习俗有关。

有专家推测这类吊人矛有很大的概率，是滇王为了炫耀自己在战争中击败敌人，然后在祭祖或是对阵时使用。而无论其用途如何，这件青铜器的出土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古滇国热衷于活人祭祀这一残忍行为。

这件青铜器名为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同样是出土于滇王古墓群中，从它的名字中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他的寓意，就是为了记录活人祭祀的场面。但其实它的真实用途竟然只是一个存钱罐，是古滇国的贵族用来存放珍贵物品的地方。

这个青铜器不算很大，但上面却足足有52个人。在铜面上方是一个祭祀广场，左右两边各放了一个小型的铜鼓，中间立着一根铜柱，上面缠绕着两条巨蛇，顶端有一只虎，底座卧着一只鳄鱼。

在柱子的右侧立着一根木桩，上面绑着一个赤裸的男子，双手反剪缚在身后。木桩前方有一人坐在地上，但左脚被枷锁锁着，另一个人则跪在地上，同样赤身裸体。而其他人则围坐在四周，有的人提着篮子，有的人悠闲地观望，神色从容。而主祭人坐在轿上，旁边是拿着斧头的行刑者。

这个青铜贮贝器十分形象的描绘了古滇国在祭祀时的场面，有被绑的活人沉默的等待献祭，而围观群众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一切都按照既定的流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这个是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1956年出土于古滇王墓群，展现的依旧是滇王祭祀诅盟的场面。虽然在这件铜器上，祭祀的部分占比很小，但是它更加真实地再现了那种原始的，神秘的仪式过程。主祭者端坐在屋檐下，隐藏在黑暗中，他的身侧围放着16面青铜鼓，冷漠而肃杀，等待祭祀的依旧是赤身裸体的男子。

从这些青铜器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得知，人祭在古滇国似乎极为寻常，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那么为何古滇国会残留着这种残酷的风俗呢？要知道中原地区自儒家学说兴起之后，人祭现象就开始大量减少了。

人祭这种野蛮残忍的行为起源于原始部落，那时的人生产力低下，在部落战争后通常会将俘虏杀掉用于祭祖。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殷商时期就是人祭最猖獗的时代，根据统计，在已经发表的殷墟甲骨文中的记载，可考的人祭数量就多达万人。被祭祀的人身份各有不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失败的俘虏转化成的奴隶，而殉葬的人中则一般是墓主亲近的人。

而到了商周，由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被当权者接受，人的地位被大大的提高，便不能被轻易殉葬，于是开始逐渐出现俑殉的习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俑殉的习俗已经十分流行，最终在秦汉时期完全取代人殉。因此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这里并没有跟汉朝一样改掉旧习，因为汉武帝虽然归化了滇国，但治理权却还是完全掌握在滇王的手中，也就是说这里依旧流行着此前的风俗，并没有与中原地区一致改进。

这也是为什么古滇国工业程度发达，但是习俗却依旧野蛮的原因。因为他们经历了商周的强大，掌握了炼制青铜器的技术，但同时由于地方自我管理，并不需要“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依旧沿袭着商周之前的人殉风格。而这也是他们此后逐渐落寞的重要原因，因为文明的发展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国外可以追根溯源的人祭活动中，较为著名的就是十六世纪前西班牙时期阿兹特克人所实行的人祭，甚至在很多人眼里，这被认为是中美洲原始文化所特有的。在现在的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嗜血而灭绝人性的，将活人开膛取出跳动的心脏，然后就着鲜血一起献给神明。

在阿兹特克人的眼中，献祭是神圣的仪式，每位牺牲者都无比庄严，哪怕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战俘。甚至在大型的宗教仪式中，人祭通常被当做一次公开的表演。因此与其他地区对人祭活动较为避讳不同，阿兹特克人热衷于记录人祭活动。因为他们自大的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实践活动，整个宇宙的延续都依赖它。

同样有着类似文化的还有玛雅人，他们甚至专门有一个人祭节，在这个节日里杀人祭祀，祈求神明的宽恕与保佑。如果遇上灾年或者祸患，他们可能会一次性杀掉上百名奴隶。而根据一个法国的埃及学者认为，古埃及也曾一度流行奴隶与主人一起埋葬的习俗。

事实证明，人祭这种残酷的仪式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一个国家或是部落是否发达，高位者似乎都有一种对于殉葬或是献祭的迷恋感。我们今天的人看待这种行为，会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祭祀仿佛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这其实源于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古人对自然力量缺乏认知，以至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解释。对于一些有规律的事件，例如行星运动等无法理解其背后的规律，于是总想要给其安上一个合理的说法，甚至于总是无理由的相信“神灵”的存在。

他们对这种未知力量的从恐惧到敬畏，然后演变成信仰。于是就有了类似祭司的这种神职人员，用来代替普罗大众与天“沟通”。祭祀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而如何体现这种敬畏呢？一般的供品已经变得不足以体现这种敬意，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使用人类自己进行献祭。

无论是牲人还是殉人，都是这种制度下的牺牲者，但是可怕的是有些牺牲者自己竟然是完全自愿的，他们深深地相信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他们的想法也不重要，只要这件事能够顺利完成就够了。

幸运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多数的地区逐渐开化，接受了文明的洗礼。然而还是有些地方在现代社会继续可笑的相信着，人祭是有用的。比如在1988年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就有三个青年是撒旦的信徒，他们把魔爪伸向了17岁的西蒙斯，用鞋带勒死了她并举行了所谓的献祭仪式。

再比如有一个名叫布尚的印度女人，丈夫早逝，两个儿子也游手好闲整天无所事事。她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于是向一位印度教方僧求教，游方僧告诉她生活不顺是因为受到了诅咒，只要在家门口杀死一只鸡向神明献祭就会好转。可是当她照做之后，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于是下次游方僧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方案，改用活人献祭。布尚听从了游方僧的建议，她让儿子偷偷带走邻居家三岁的男孩，然后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并完成仪式。

这样愚昧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最后他们都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逝去的生命永远不会回来，而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也将一辈子活在悲伤的阴影中。这种邪恶的仪式本来早就应该随着文明的发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就是有偏远未开化的现代人还在傻傻地相信着。

就像云南虫谷中的献王，纵使机关算尽，但是依旧敌不过时代的前进。当然，小说毕竟是虚构成分居多，而真正的历史有时候往往比小说更加精彩。你有听到过类似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