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不能生育却意外怀孕的李红琴才是最悲惨的人物

文：宿夜花

作为陈可辛导演的代表作，电影《亲爱的》在2014年上映时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取得了3.44亿不错的票房成绩，更是让赵薇获得了第34届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赵薇此次拿影后的戏，并不属于常规的传统“大女主”模式。

事实上，129分钟的片长，赵薇饰演的李红琴，在第52分钟（快到一半）出场；而饰演李红琴的赵薇，却在与黄渤、郝蕾等知名演技派对戏中脱颖而出、凭借此角拿到了很多影后。角色的影响力固然与赵薇的出色演技分不开，而李红琴一角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同样赋予了这个角色一个高度。

看过影片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结尾，“不能生育”的李红琴，得知自己“意外怀孕”，蹲在地上崩溃大哭时的百感交集。对于这个耐人寻味的结局，不同观众对李红琴的心境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

有人认为，这是沉重的打击，被丈夫告知“不能生育”的李红琴，欣然接受养育别人的孩子，却在孩子被“抢”走后发现丈夫告诉他的话是错的，既没有要回孩子的可能，又不知道如何面对新生命，她的世界崩塌却又不知如何重建。

同样有人认为，“意外怀孕”后的李红琴，认识到自己是个身体健康、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不再有心理包袱，有了更坚定的信念与的更强的勇气去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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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爱的》，首先有一个十分常见的误区——李红琴的老公杨明富，真的是“人贩子”吗？

很多观众，在电影院一次性看完了故事情节，会下意识觉得影片作为“打拐题材”，讲的就是丢失孩子的家长与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故事。

甚至是片中郝蕾饰演的丢失儿子的鲁晓娟女士，看到李红琴，脱口而出“人贩子的老婆”。

但纵观全片，都找不到，李红琴的老公是人贩子的重要证据。

以施诈、诱拐、贩卖人口为业的人，是为人贩子。而李红琴老公的行为，犯了拐骗儿童罪，主观上并没有想残害儿童，客观上也没有将贩卖儿童作为谋生手段。

剧本的精彩之处正在于，没有一分为二地将角色分为“可怜的”与“可恶的”两个阵营，而是全面地将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拆解。既没有急于渲染丢失孩子家长的“惨痛可怜”，也没有一味将另一方作为绝对恶人那般控诉。

首先是，作为丢失孩子的田文军（黄渤饰）与鲁晓娟（郝蕾饰），他们并非是绝对的可怜人与完全的受害者，他们在监护上的疏忽、教育上潜在的问题、自身的负面情绪，也间接造成了孩子的丢失。

离异夫妻彼此达不成共识，追求更上进生活的鲁晓娟，和安分守己随遇而安的田文军，已然是无法志同道合，他们彼此心存芥蒂却在孩子面前也丝毫不掩饰。

鲁晓娟隐约看到了后视镜中追车的儿子田鹏，却没有选择回头，这是全片中最微妙的小细节之一。影片没有明确说明她是否看到儿子追车，而是表现出鲁晓娟“暧昧”的态度。镜头给了一些物件暗示：崭新的车子、手表、手机。

结合此前与前夫争执后的不愉快心情，可以得知，此时新婚的鲁晓娟，即便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儿子在后头，她的潜意识中带有一种“告别旧生活，拥抱新气象”的心理暗示的。

而在儿子丢失后的“寻子团”中，鲁晓娟痛彻心扉的忏悔，也更加印证了她曾经确有存在“侥幸心理”，而这种疏忽酿成不可悔改的恶果。纵观全片，鲁晓娟无论是对待前夫田文军、丈夫秦浩（张国强饰）、儿子“养母”李红琴，都是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存在很强的负面情绪。

说回李红琴的丈夫，杨明富犯了拐骗儿童罪，但他并不是“人贩子”。

杨明富与工友，都是有正当职业的人，文化素养不高，只能做一些最苦最累的劳力工作，来赚钱养家糊口。

李红琴口中的“老实人”，也并非是信口胡来。一个是普通的农民，一个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言行举止，是要受到乡邻、工友的“监督”的。

因此，我们不难得知，杨明富一时起意拐走田鹏，患了拐骗儿童罪。除此以外，他与千千万万个安分守己、辛苦工作、渴望生儿育女享受天伦之乐的底层劳动者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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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杨明富为什么要铤而走险、拐骗田鹏？因为这对夫妻“不能生育”，而这背后又涉及到中国民间“生育文化”给普通的底层家庭带来的一种舆论压力与无形枷锁。

越是在现代意识淡薄、缺乏知识的地方，“生育问题”越是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舆论形态，来压迫着个体。

适婚年龄没有结婚，适育年龄没有生育，都会沦为日常生活的谈资，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编排是非、议论长短，通常是不怀好意、带有一定的恶意与戾气的。

无法生育的夫妻，在落后的乡村舆论环境下，轻则沦为饶舌者茶余饭后的笑柄，重则成为生活鄙视链中的一环、被乡邻施以冷暴力甚至霸凌。

而舆论的恶意，通常先施加到女性身上。当一个家庭无法生育时，一些吃饱了没事干的饶舌者，就开始不怀好意地怀疑、揣测是不是女方存在问题？

这正是李红琴一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她自身的教育水平、生活环境决定了她的认知能力，她的丈夫告知她“不能生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她没有质疑丈夫的意识，她信了。

她不但信了，她内心还对这种莫须有的“不能生育”罪名深感羞愧，所以她从心理上也接受了田鹏，并以为这是她丈夫在深圳和别的女人生下的。

丈夫杨明富“欺骗”李红琴的情况，无外乎分为两种。

一：杨明富本人对生育方面知识“无知”，对自身生理状况了解并不深，潜意识按照传统观念认为是女方“不能生育”；

二：杨明富知晓是自身生理原因，碍于乡村“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包袱，羞于启齿自身的隐疾（在这里不仅是“虚荣”更是恐惧因此被周围男性鄙视、一辈子抬不起头、无法融入群体），并对妻子李红琴隐瞒真相。

如果说杨明富，因为自身问题，犯了罪，危害了他人家庭，有着无法逃脱的法律责任与道德包袱；那么，无论是哪种情况，被欺骗的李红琴，都是这种男权乡村形态下“生育文化”里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她背负了“不能生育”这种底层舆论赋予一个女性最狠毒的羞辱，她也背负了丧失儿女的家长对“人贩子”的憎恶与记恨。

对于李红琴的人品，电影也是给了足够多的细节去说明的。她在意孩子的需求，一直记得“吉芳”心心念念的蜡笔；她的爱很细致，当她作为养母与生父田文军说出了“吃桃会过敏”的那一刻，生父都很难去记恨她；她的爱让儿女感到舒适，被拐走的田鹏已经是有一定的言语能力了，但还是在几年内改口并迷恋妈妈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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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对李红琴悲剧的阐述，无疑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一方面，她是社会地位上的最底层，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只得靠劳力生存，因为“没文化”、作为法盲的“无知”，受尽了城市精英们的白眼与鄙视。

另一方面，作为健全的女性，蒙受“不能生育”的耻辱，她的自尊与自信是长期被践踏的，因而面对警察的盘问，她更卑微。

因而，结尾的“意外怀孕”对李红琴而言，是百感交集的，生活的荒诞，让她崩溃、让她原本的世界观崩塌。

但，我宁可相信，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局。

纵使，养子“吉刚”（田鹏）已经被生母鲁晓娟带走，吉芳也大概率要不回来。

至少，李红琴不用再蒙受“不能生育”的不明之冤、不白之辱；至少，李红琴不会再把男人的话当成生活的全部、当成绝对正确的真理。

即便是在养子、养女的事上，李红琴是无奈又可悲的“输家”，但我有理由相信：当李红琴重拾起作为女性的尊严与自信，坚定母性的信念，开始打开自我意识、走出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她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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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亲爱的》虽然是一个“打拐”的通俗故事，但两个多小时的片长，有着很多细碎的情节，对人物的刻画也是半明半暗、大量留白。

因此，除却主线上明确交代的东西，主要角色的更多侧面，给观众是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的。对角色的情感态度，取决于不同观者各自的生活经历、思维方式、性格特点。认同谁，鞭挞谁，并非是关键。重要的是，从电影中观察社会、思考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