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不英十一王振明明是自刎而死为何史书要写成被樊忠所杀

明英宗朱祁镇时期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被认为是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也因为土木堡之变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历史教科书上来看，王振是死于土木堡之变的乱军之中，具体死因并没有确切的说明。只因他的死因到现在还存在很大争议。历史学界并未有统一的结论。从很多史书上来看，王振的死因是被朱祁镇的护卫将军樊忠锤杀，这个说法写在了以《明史》为代表的一批史料文献中。但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后，他却为王振正名，并建立旌忠祠。在这些祭祀王振的古迹中，朱祁镇又将王振的死因归于自刎殉国。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朱祁镇已经为王振正名了，可明朝官方史书却并不修改，延用了之前被樊忠杀死的说法，这就非常说不过去了。按照中国人看重历史的传统，对历史任何修改都是罪大恶极的。这种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存在了，并成为一代代史家的职业操守。李世民作为千古一帝，贞观之治造就了唐朝的辉煌。可只因为在 史书中回避玄武门之变的问题，便在历史上留下难以清洗的污点。可明朝史官在皇帝朱祁镇亲自正名之下，仍旧坚持错误的历史记录，这就让人感到非常难以理解了。

按照《明史》记载，王振是在土木堡明军陷入绝境时被朱祁镇的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这个事件的场景描绘得非常细致，简直有小说家的风格。据说樊忠在杀死王振之前，还还发出豪言壮语“吾为天下诛此贼”，显露出一片忠臣的赤胆忠心。然后他率军突围，在突围过程中被瓦剌大军杀死。

可根据朱祁镇祭祀王振所立的《英宗谕祭王振碑》记载，“车驾北征，振以腹心扈从，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由此看来，作为当事人的朱祁镇提供了第一手证言，证明王振是自刎而死的。从当时明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来看，王振的行为显然是正面的，并不被朱祁镇认为是罪人。

于是朱祁镇和明朝廷在王振之死上各执一词，在历史上也留下很大争议。在支持朱祁镇的学者眼里，明朝官史有道听途说和篡改史实的嫌疑。而在支持明朝官史的学者眼里，朱祁镇的行为被认为是孤证不立，甚至说他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才祭祀表彰王振的。

综合各种史料和观点来评估，笔者认为朱祁镇的说法是更为可信的，而明朝廷的史书的篡改违背了史官最为基础的道德操守。说朱祁镇是一家之言的，实际上是站在朱祁镇对立面的文官集团。而这些官员都是王振倒台的受益者，也是明代宗朱祁钰的支持者。

他们站在朱祁镇的对立面，是政治立场所决定了的。从当时的史书来看，很多矛盾重重的记载都把黑水泼向王振，这并不是简单地道听途说，而是有预谋和有组织的统一行为。因为在土木堡之变前，王振在朱祁镇的支持下把持朝政，实际上是加强了皇权对朝廷的控制。这样做是结束了仁宣之治以来，以三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的格局。文官集团要夺回朝廷大权，必须打倒王振扶持的宦官集团。在王振和大多数高级官员死于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瓦剌太师也先俘虏的情况下，这给被王振压制的文官集团带来了很好的机会。

因此他们把土木堡之变的罪责都安在了王振头上，并大肆清洗朝廷中的王振党羽。实际上不只是王振党羽，凡事倾向于朱祁镇的文武官员都遭到追究，就连远在贵州湖南平息苗乱的王骥也没有幸免。而这些被追究的文武官员中，有相当部分不是王振党羽，只是忠于皇帝而已。比如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由于阻止文官集团向朱祁钰施压，反对他们要求将王振家族诛灭，就被文官集团在朝堂上围殴而死。从这个乱局来看，明显朝廷中争权夺利已经失控，文官集团为了权势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史书上把马顺归于王振的党羽，实际上完全是胡说八道。马顺是勋贵集团出身，是英国公张辅推荐进入锦衣卫的。当时王振根本没有控制锦衣卫的权力，朱祁镇也不可能让这两个互相掣肘的特务头子结党。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马顺被污为王振党羽，只是文官集团杀人的理由而已。而且文官集团甚至连国家法统都不要了，连最基础的程序都不走，就在朝堂上明目张胆地杀人。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心肠之狠毒，人性之卑劣。而他们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拥立朱祁钰为皇帝，建立新的朝廷格局，瓜分国家大权。

在这种政治目的的趋势下，将王振打入政治舆论的负面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没有王振这个假想敌，文官集团没办法排除异己，也就不可能掌握朝廷大权。所以王振在史书的评价绝不能是正面的，必须是越负面越好。王振的确在土木堡之变中负有重要的责任，但作为皇帝的工具人，他并不是罪魁祸首。他的所有行为都是朱祁镇所授意的，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朱祁镇。在皇帝不能被攻击的前提下，王振就成了文官集团的假想敌。所有反对文官集团的朝廷大臣，都被列为王振的党羽，并进行政治迫害。

而朱祁镇就不同，他既是土木堡之变的当事人，也从来都没有将罪责推在王振身上。即便是在瓦剌大军中当俘虏的日子，他都没有透露出归罪于王振的意思。在右都御史李实写的私人史书《北使录》中记载，他作为明朝出使瓦剌和负责和谈的官员，在瓦剌大军中拜见过朱祁镇。李实当时也将明军溃败的责任推在王振身上，结果惹得朱祁镇大怒。朱祁镇承认自己用错王振，但并不认为王振本身有问题。实际上王振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没有指挥大军的能力。朱祁镇自己也是纸上谈兵，这才成为明军溃败于土木堡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官集团将所有罪责归于王振，甚至目标暗中对准了在当俘虏的朱祁镇，他自然非常不满。朱祁镇作为当事人，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不答应文官集团的要求，文官集团很可能在救他的事情上作梗。实际上李实返回后向朱祁钰提出了营救朱祁镇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否决。这显然是刚被文官集团推举上台的朱祁钰，不愿意违背文官集团的政治风向，先将事情搁置。这也说明了文官集团表面上自认忠于国家，实际上却是唯利是图的伪君子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择手段，向王振泼脏水只是其中一种手段而已。

在复辟后，朱祁镇通过祭祀王振的手段来恢复舆论，就是否定了文官集团对朝廷的控制。这既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也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目。王振的确在土木堡之变中犯下大错，但这些大错都是朱祁镇赶鸭子上架造成的。王振本身不具备能力，但又不能违背皇帝的旨意，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

当事情不可挽回时，他能选择自刎以谢天下，已经是他最大的赎罪方式了。这比那些带领十万败军投降瓦剌，甚至在大战中倒戈相向的文武官员，强了无数倍。王振固然有错，但历史需要给他正确的评价，而不是一黑到底，将其作为甩锅的对象。那些对历史的篡改，更是史官丧失底线和缺乏道德操守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