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杨开慧的凶手的结局「杀害杨开慧的凶手逃亡40年后因良心谴责主动自首结局如何」

在伟大新中国艰难的成立道路上，有无数中华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铺就了祖国坚实的基石，亦有赵一曼、冷云、刘胡兰、向警予这样的奇女子冲锋在前，披荆斩棘，开辟出祖国前进的方向，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红颜更胜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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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骄杨何解？”

“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1962年，毛主席致交好友章士钊请教毛主席，为何《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女子用“骄”而非“娇”，于是便是上述的对话。

而此诗中的“骄杨”指的正是毛主席已故的亡妻杨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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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杨开慧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板（今开慧镇开慧村仓），其母向振熙，出身大家闺秀，其父杨昌济出身诗书世家，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因此并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杨开慧四岁时便对她进行了启蒙教育，身受家庭文化氛围影响的杨开慧自幼思想奔放。

7岁时杨开慧便进入杨公庙官立第四十小学读书，作为班级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她读书却异常刻苦努力，成绩在班级中更是名列前茅。

并且开了当地女子读书的风气，后来她还依照父亲书信，动员母亲就读衡粹实业学校，自己转入附设小学班，两人同校读书，一时间传为一段佳话。

曾经有人问她将来要做什么事时，她回答说：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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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杨开慧先后又在隐储女校、长沙稻田女子师范附小就读，之后又停学家中，由父亲亲自指导功课，恰好当时的毛主席经常与好友前来“杨寓”求学，因此结识了杨开慧，13岁的她和21岁的毛主席就此结缘。

1918年，随父北迁的杨开慧又碰到了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的毛主席，两人在此期间产生了更多的接触，同时结下了深厚的爱情羁绊。接着在1920冬天，两人正式结为革命伴侣，作为思想先进的青年女性，杨开慧执意不做俗人之举，她一不置办嫁妆，二不置新房，三不坐花轿，四不摆酒席，与毛主席两人只是举行了一场简单朴素的婚礼，一段时间后，杨开慧在邀请几位好友在家中做客的时，才告知了他们她与毛主席结婚的消息。

在杨开慧的前半生中，对她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她的父亲杨昌济，杨昌济的家庭教育造就了她解放、开明的思想，不拘泥于传统，在那个年代，她无疑是一个先进的女青年、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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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她的下半生中这个形象开始扭转，她初为人妇，开始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初为党员，开始了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这是1929年12月26日恰逢毛主席36岁生日时，杨开慧写下散记手稿中的一段文字。

（此手稿1982年和1990年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其卧室屋檐下及后墙砖缝中发现的，毛主席生前从未见过此手稿。）

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前往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战事紧急，她与毛主席联系中断，于是便将一腔思念化作笔尖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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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对于丈夫的思念与担忧溢于言表，但是迫于家庭责任，她不得不待在原地照顾好孩子，长久以来这种等待的煎熬时时刻刻都在缠绕在她的心头，直至牺牲。

1921年也就是婚后第一年，杨开慧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1922到1927年，杨开慧作为毛主席的助手，一路跟随他辗转上海、韶山、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她一人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数职。

并且在毛主席前往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时，她帮助毛主席整理和抄写了大量资料，当时她的还怀着毛岸龙，马上面临生产，每日却还在坚持工作，红烛之下，笔尖之下是革命的激情，肚子中是母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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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那段最繁忙的日子中，毛主席为杨开慧写下了充满柔情的《虞美人·枕上》，其中的“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更是道尽了他对妻子杨开慧的爱，当他看到妻子忙碌的身影其他的思绪都会瞬间化为乌有，甚至连革命事业都想要放下，脑中便只剩下眼前的佳人。

终于在1927年3月，毛主席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上首次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用大量的事例阐述了农民运动的各大问题，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主席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同时为未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而这一切的成功都与杨开慧在背后默默地支持脱不开身，这本报告里面同时凝聚着他们两人的心血。

1927年4月毛岸龙出生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后开始肆无忌惮地逮捕杀害共产党员。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由动摇走向反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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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毛主席被党组织派遣前去指挥秋收起义，杨开慧按照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工作，两人除了在湘赣边界见了一面后，从此就再也未曾见面，他们都没想到这一面竟然成了永别。

1927年10月，原本已经半年没有消息的毛主席突然给杨开慧来了封信，信中用暗语写着他在井冈山上一开始生意碰壁但后面“生意兴隆”，接着又提到自己脚伤还未好。

看到毛主席的亲笔信，杨开慧顿时欣喜若狂，她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反动派对共产党军队的惨烈围剿，宣称斩获无数，因此时常对毛主席的安危担心不已，如今知晓了他的情况自然激动不已。不过读完信后，转眼间心头上的思念又催生出了其他滋味，那是爱情与责任的纠缠，她想跨过千山万水不顾一切飞跃到井冈山一解相思之苦，但是脚下便是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儿，心中惆怅满怀，挥笔写下了《偶感》，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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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中的爱怜思念之情让人不禁感慨万千，夫妻之间，天各一方，一个女子是如此想念她的丈夫，晚上她一个人睡觉无人关心与爱护，此中凄苦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1928年春，在井冈山上的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的安危，他曾经派遣过一个小店主吴福寿前往长沙打探消息，但按照当时的地址吴福寿没有找到杨开慧，却听到她被人杀害的消息。于是吴福寿上山后便把这个传闻带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信以为真，在同年娶了当时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贺子珍。

1929年以后，杨开慧觉得自己处境越来越不妙，特别是当她听到朱德元帅妻子萧奎联（伍若兰的化名）被杀后消息，她深知自己已经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对自己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忧，因此很不放心自己的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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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堂弟杨开明回到上海，立刻提笔给他写了封信，信中流露出了她最真实的一面，她虽然表面上是个要强的母亲，但是内心却始终却认为自己是个弱者，内心不够坚强，无法抵御寂寞与孤单。她是个革命者，但也是个普通人，面对亲人不由得流露最真实的感受。长久以来她一直被孤独、恐惧所折磨，尽管表面她在尽力承担着，但是内心中那份软弱她能清楚地感受到。

她所恐惧的不是自己生命的逝去，而是担心自己走后母亲与小孩的未来，害怕他们孤苦伶仃，此信已有托孤之意。

不过这封信却是迟迟没有寄出去，它一直被埋藏在杨开慧的故居之中，直到1982年修缮她故居时才从墙缝中挖掘出来。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身为一个柔弱的女性，却兼顾起家庭责任与革命事业，作为党员她积极重建当地已经被破坏党组织结构，不顾生命危险多次组织展开地下工作，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照顾着三个孩子，其中最大的毛岸英才8岁，最小毛岸龙的仅3岁，结婚后身份的转变，将她这个女青年磨练成了女战士，她知道自己必须扛起肩膀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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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7年到1930年这三年期间，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杨开慧虽然身处险境，但仍然在板仓当地开展地下工作，还积极在平江、湘阴边界努力发展党组织，曾经多次差点被抓到，但在当地群众掩护下都化险为夷。

直到1930年10月24日，危机降临，当时正是毛岸英的生日，这天凌晨反动派特务找上门来，密探余连珊领着何键武术训练班教官、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等将板仓屋场团团包围，在抓捕杨开慧后，还连同8岁的毛岸英与其保姆陈玉英一起逮捕到“清乡司令部”，后来又怕有共产党人前来劫狱，又将其押送到了长沙的司禁湾陆军监狱。

29岁的杨开慧完成了身份的蜕变，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外柔内刚的母亲，一个坚韧不拔的共产党女战士，但是接下来她会面对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那就是生与死。

“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这是杨开慧面对军阀何键威逼利诱时所发出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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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时任湖南省主席何健率部入桂讨伐湘桂联军，当他主力在衡阳一带追击张发奎、李宗仁的部队时，后方空虚，驻守长沙的兵力只有两个旅，党中央决定命令彭德怀元帅趁机率红三军团主力向兵力空虚的长沙发动进攻，很快经过数日激烈的进攻，红三军团最终攻占了长沙。

当时如日中天的何键在得知长沙被红军攻占，顿时火冒三丈，在8月5日马上调集十五个团反扑。由于敌强我弱，彭德怀元帅率领红军被迫撤出长沙，后来红军对长沙又进行了多次进攻，但是何健早已加强了城防，红军久攻不下，只能败退。

在此期间，杨开慧曾经来到长沙，想要试图与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红军早已撤退，无奈之下她只能再次返回板仓。

随后，何健立刻组织清乡团对湖南境内的共产党人以及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捕杀，尤其是对于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何键更是开出了一千块大洋的悬赏要将杨开慧捉拿归案，虽然杨开慧在众人的掩护下多次躲过敌人的追捕，甚至还传播她出已经的死亡的谣言来迷惑敌人，但最终还是不幸在板仓老家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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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入狱之后，她的七舅向定前立刻派遣一个店员护送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去南京避难，向振熙一到南京，便立刻去见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二人商讨过后，便立即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生前的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教授联合起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施压，一起联名向南京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屈于外界舆论压力，不得已致电何键，让他对杨开慧缓刑。

根据杨开慧同狱难友杨经武的回忆，曾有《晚晚报》采访员向杨开慧做过采访，采访员在询问了些杨开慧基本信息后，便意味深长地问道：“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杨开慧却坚定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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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阀何健在抓到杨开慧后大喜过望，当晚就开了庆功宴，和手下交杯换盏，准备向蒋介石邀功，同时他还幻想着从杨开慧嘴里挖出长沙地下党人员名单，抑或者用杨开慧来对付毛泽东，这些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选择，他觉得一个柔弱女人，面对监牢中的种种势必会向他求饶，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杨开慧竟然外柔内刚，丝毫不惧任何威胁。

当杨开慧第一次被提审时，何键的得力干将李琼将两人见面的地方布置得十分温馨，和监牢潮湿、阴暗的环境有天壤之别，杨开慧心中当然清楚这是何健对她的警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几番交谈下来，李琼并未从杨开慧嘴里挖出丁点有用的消息，只换来杨开慧一句“你们围剿我苏区，在哪里打了败仗，损兵折将，毛主席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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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健深以为然，提出条件只要杨开慧登报宣布同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杨开慧毅然决然拒绝：“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杨开慧知道此话一出，便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何健绝对不会留下她。

劝降不了杨开慧，在社会舆论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双重压力下，何健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下去，于是便派人组织了一场游行，为他要杀害杨开慧作出舆论铺垫，同时将杨开慧“斩首示众”改为“枪决、暴尸三日。”以向辖区内其他共产党员示威。

1930年11月14日清晨，秋风萧瑟，杨开慧穿上青色衣裳，想起年少时了父亲的训诫：“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挺起腰，义无反顾向着前方走去，仿佛不是去往刑场的路上，而是在朝圣的路上，面对“人巷”她面不改色，一声不吭默默向着前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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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李琼照着状子宣读完杨开慧的罪刑，接着就将滴作为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上面写着“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在杨开慧一脸蔑视的眼神中，李琼旁若无人的就进了里屋和手下谈笑风生起来，他们所谓的宣判过程完全不到五分钟。

接着，便将杨开慧绑到黄包车上绕路而行，将她游街示众。杨开慧的前面是两个号兵和骑着高头大马的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她的身后便是全副武装的两列士兵。

负责此次行刑的是何键御林军特务营，他们都是何键从湖南醴陵老家招过来的兵，可谓忠心耿耿，为的就是确保此次行刑万无一失，负责执行枪杀杨开慧的任务的是四连二排，杀害杨开慧凶手之一姚楚忠便在其中，他是其中一部的副班长。

到了满是野坟的识字岭，监斩官晏国务一声令下，站在杨开慧身后的帅保云缓缓抬起了手中的驳壳枪，瞄准了她的后心，然后毫不犹豫“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原地，接着几人便收队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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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杨开慧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有人前来补了枪才让她当场牺牲。

当日中午，行刑队刚端上午饭，就有人前来报告说杨开慧还没有死，监斩官晏国务当即下令姚楚忠带领两个人前去补枪。

当时杨开慧匍匐在地上，双手紧紧扣在泥土中，十根手指缝中满是黑色的泥污，后背上红色的鲜血沿着她匍匐的方向铺满一路，身体上剧痛让她难以言语，鼻尖上、嘴唇上到处都是泥沙，她还有一息尚存。

但是冷血的姚楚忠根本没有任何怜悯之心，掏出驳壳枪就指向了躺在地上的杨开慧.....

1930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杨开慧于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其遗体被邻近亲友连夜运回板仓老家，然后葬在了棉花坡上。

杨开慧在遇害10天后，毛岸英在监牢中被杨开智接了出来，然后连同两个弟弟一起被送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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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毛主席在瑞金听闻这个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悲痛万千，深感自责，在给杨开慧母亲致函时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新中国建立后，杀害杨开慧的凶手却是迟迟没有找到，仿佛如同人间蒸发，直到1970年隐姓埋名四十年的姚楚忠，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过程中，他良心发现，不愿再饱受精神上的煎熬，于是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最后枪杀杨开慧的事实。（此处有争议，亦有人说是他被人举报，上级前来派人调查，他最终交代）

1974年7月，姚楚忠被当时的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及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并立即执行。

但罪魁祸首何键在抗战胜利后，迁居到了香港，次年夏天回到台湾，并于1956年4月在台北病死。

“忠烈为名的好学生、忠义教子的好母亲。”这是板仓当地人民对她的称颂，她的一生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党员，都贯彻了“忠贞”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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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杨开慧的故乡板仓镇，有一座杨开慧纪念馆，它是我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每年有百万余人前来慕名来到杨开慧故居，向这位革命先烈、巾帼英雄致敬。

杨开慧的风骨与精神是由历史见证过的，定将会与世长存，而每一代的共产党人也都会向以她为榜样，向她学习，他们将传承着先烈的高尚品德一起砥砺前行，披荆斩棘，为人民、为祖国开创出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