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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侠白玫瑰女扮男装与女性主体悖论

来源：八戒影院人气：768更新：2022-08-11 20:00:02

性别易服或角色反串作为一个文化议题，从古至今都作为非主流文化时隐时现。尤其是“女扮男装”，无论是在木兰从军、梁祝化蝶等民间故事中，还是在女侠满天飞的影视剧中，始终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或表现手法贯穿其中。回溯中国电影史，可以发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女扮男装”就已经成为武侠片的重要视觉元素和艺术手法，成为早期女性探索“与男权世界相处”的尝试。这在《女侠白玫瑰》（1929年）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女侠白玫瑰》是华剧影片公司1929年出品的电影，由张惠民导演，谷剑尘编剧，吴素馨、阮圣铎、沈丽霞、时觉非、黄景州等人主演。当时的报纸广告称本片为“武侠爱情浪漫滑稽杰作”，现存的片段仅有26分56秒。在不到半小时的影片中，讲述了上海某体育专科学校的高材生白素瑛，因平时喜于襟上佩白玫瑰，并好打抱不平，被同学尊称为“女侠白玫瑰”。由于她的父亲白士清所办的龚堡牧场被恶霸潘氏侵占，她的哥哥又不能回家相助，于是素瑛女扮男装，一路打败围堵的敌人，与家丁比武证明实力，又戏耍潘氏守卫，大展神功，收回了牧场。虽然故事戛然而止，但是影片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却留给后人深刻的印象与多元的读解，其中不乏深刻洞见。

残片中显而易见的视觉元素就是白素瑛由现代的女学生装换上“巾帼英雄”服装（运动会上获得的奖品，中国传统女侠装），再女扮男装成为“替兄救父”的西方式侠客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白素瑛粘上假胡子，戴上牛仔帽，佩上短剑和弓箭，模仿欧洲侠客“罗宾汉”之类的着装，刷新了“女侠”电影的形态。

而影片的这种创新，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行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矛盾心理：在一个经历着急剧现代化和异化的社会里，它培育起了一种身体化的"侠"的"灵晕"，能够"提起（人们）尚武的精神"；另一方面，女英雄体现着科技化的自由、社会流动性，甚至是超验性，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激荡人心充满力量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雌雄同体的外型和身体语言使得她们能够吸引任何观众——不论男女老少，因此她们也代表了不同的潜在身份。然而，侠女们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女性特征，甚至伪装成男性，这一事实使女性的力量继续屈服于父权制体系。

当然，由女扮男装带来的性别倒错也在另一个层面体现了“一种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渴求——在亲缘关系和以生育为目的的父权中心家庭之外形成一种互助互爱的关系”即在电影中，由于女主角的女扮男装，必然带来男性主角、女性配角对女主角的性别错认和情感暧昧，并由此产生戏剧冲突，而冲突的解决往往意味着秩序的回归或理想的实现。如《红侠》中的芸姑，在拯救深陷危机的女伴之后还为有情人证婚，并不陷入传统的“女大当婚”的窠臼中，展现了刚刚步入现代社会的女性觉醒后的对独立精神的追寻和期许。

在《女侠白玫瑰》中，白素瑛与侠士武志远、武志远的两个妹妹（徒弟）形成了鲜明的三角恋爱关系。在理想的场景下，女侠白玫瑰应该如红侠芸姑那样成全他人、自我放逐。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女侠白玫瑰》的结局还是白素瑛的女性身份最终被暴露，并与男主角武志远喜结连理。遗憾的是，这一叙事模式，在百年武侠电影史与半个多世纪的古装武侠电视史中，似乎从未变过。也就是说，其实现代女性早在上世纪初的电影中就用“易服”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与自我意识的呈现，可惜的是，这种反抗在历经短暂的显露之后，就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声中逐渐消弭了。

【参考文献】

1.洛枫老师曾指出：“穿上男人衣服也是女性跟这个男权世界相处的一个方法，银幕里她/他吸烟、持枪、健身、行侠仗义或一统天下，以男人的武器、姿势和专利分享这个世界的资源，是解放女性或女权的另类实践，由于‘戴着面谱’，所以行动理直气壮”。出自《游离色相:香港电影的女扮男装》.[M].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2。

2.黄望莉、曾敏：恣越的身体·混杂性别——中国早期电影武侠女明星论.[J].电影艺术，2018 年第3期。

3.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J].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