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的朋友狄更斯电影(狄更斯与朋友)

伊塔洛.卡尔维诺

黄昏时分的泰晤士河，又黑又混浊，河水上升至桥墩的地方：今年的新闻以令人不寒而粟的方式，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在这个背景下，一艘船驶近了，几乎要碰到漂浮的圆木、驳船与垃圾。船首站着一名男子，秃鹰般的双眼凝视着河水，仿佛在寻找什么；划桨的是一个有张天使般脸庞的女孩，被廉价披风的帽子给半掩着。他们在找什么？我们很快便知道，男人在打捞被抛进河里的尸体，这些人或是自杀，或是他杀：泰晤士河似乎每天都为这位特殊的渔夫提供丰富的捕获物。每当他看到河面上有浮尸时，便会将尸体口袋里的金币拿出来，然后用绳子将尸体拖到河边的警察局，他可以因此拿到一笔奖金。那位天使般的女孩是船夫的女儿，她试着不看这个可怕的赠品：她恐惧万分，不过还是继续划船。

狄更斯小说的开头经常令人难忘，不过没有任何一篇比得上《我们相互的朋友》的第一章，这是他所写的倒数第二本小说，也是他完成的最后一本小说 。打捞死者的船似乎将我们带入世界的黑暗面。

在第二章中，一切为之一变。我们现在被一群出自风俗喜剧的人物所围绕，他们在暴发户的家里参加晚宴，彼此都宣称是老朋友，可是事实上他们几乎互不相识。无论如何，在这一章结束之前，客人的对话突然转向一桩神秘事件，也就是有一名即将继承一大笔财产的男子忽然溺毙，从而把我们带回第一章的悬疑气氛。

巨额遗产来自于已逝的垃圾国王，一名极为贪婪的老人，他的房子仍然立于伦敦郊区，旁边是一个大垃圾场。我们继续深入这个不祥的碎石世界，在第一章中，这个世界已经顺着河流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在小说的其他场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摆有闪闪发光银具的餐桌、被掩饰的野心、互相纠缠的利益与算计，这些场景只不过是薄幕，掩饰了这个末日世界荒凉的实质。

这位黄金拾荒人的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是他以前的工人博芬，他是狄更斯笔下的伟大喜剧人物之一，特别是因为他那自夸的装模作样，而他所拥有的唯一经验，就是悲惨的贫困生活以及无限的无知。（尽管如此，他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他和他太太拥有人性的温暖及善良。后来，随着小说的发展，他变得贪婪而且自私，可是最后他还是显示他拥有一颗高贵的心。）不识字的博芬在突然致富后，便可以放任他对文化压抑已久的热情，他买了八册爱德华.吉本所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看不太懂书名，所以将罗马看成罗斯，以为这本书谈论的是俄罗斯帝国。）他还雇用了一名有一条义肢的流浪汉，赛拉斯.韦格，当做他的“文人”，每天晚上念书给他听。在阅读了吉本之后，博芬现在成天担心会失去他的财产，所以便到书店去找一些有名的守财奴的传记，然后要他信任的“文人”念给他听。

个性无法压抑的博芬与贼头贼脑的赛拉斯.韦格形成一个不凡的二人组，接着又加进了维纳斯先生，他是个防腐处理员，会用四处找到的骨头做成人类的骨骼：韦格要维纳斯先生用真骨头替他做一条腿，以取代他的木腿。小丑般与鬼魅般的人物居住在这个荒原，在我们的眼前，狄更斯的世界变成了贝克特的世界：狄更斯晚期的作品中充满了黑色幽默，我们在其中预先尝到了贝克特的味道。

当然，狄更斯作品中的黑暗总是与光明成对比，尽管现在当我们阅读狄更斯时，较突出的总是作品中的“黑暗”面。光明通常是从年轻女孩的身上散发出来，她们愈是陷在黑暗的地狱中，便愈是显得高洁与善良。对于狄更斯的现代读者来说，这种对美德的强调是最难接受的事情。当然，身为凡人，狄更斯肯定不比我们更接近美德，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不仅在他的小说中发现它的理想的忠实范例，也找到它自身神话的基础形象。尽管我们宣称，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狄更斯只能在他拟人化的邪恶及古怪的讽刺描绘中找到，我们还是无法忽略他笔下那些天使般的牺牲者与抚慰人心的角色：若是没有其中一种人物，另外那种人物就不会存在。我们必须将两者视为彼此相关的结构元素，像是同一栋坚固建筑里的支撑墙与横梁。

即使是在“好人”当中，狄更斯也可以创造出不寻常、不合常规的人物，例如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奇怪的三人组，包括一名充满讥讽与智慧的侏儒女孩珍妮、脸蛋与心肠都像是天使的莉齐，以及一名留有胡子、身穿粗布长袍的犹太人。聪明的小珍妮.雷恩替洋娃娃做衣服，走路时必须拄着拐杖，她总是将生活中所有的负面元素转化为让人永不生厌的奇想，这是狄更斯作品中最吸引人、也是幽默的人物之一。犹太人瑞尔受雇于一名卑鄙的敲诈者雷姆勒，他恐吓并侮辱瑞尔，同时又利用他的名义放高利贷，然后继续假装成可敬而且公正的人。瑞尔秘密地送礼物给所有人，以试着抵消他被迫执行的邪恶行为，毕竟他是个慈悲为怀的人。这是反犹太主义的绝妙警示，将其机制暴露于众人面前，即虚伪的社会觉得有必要制造一个犹太人的形象，然后将它自身的邪恶卸到这个形象上。这个瑞尔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几乎要让人觉得他是个懦夫，不过在他最不幸的时候，他设法创造了一个空间，在其中，他是自由的，而且可以和其他两名社会边缘人一起寻求报复，特别是听从那位洋娃娃裁缝积极的建议（她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不过她有能耐施予可憎的雷姆勒恶魔般的处罚）。

这个行善的空间被具体呈现在一间破旧当铺的屋顶平台，位于城市 的污秽之中，在这里，瑞尔为两名女孩提供洋娃娃服饰的材料、珠子、书、花果，而“贵妇般的老烟囱狂野地旋转它们的烟囱帽、拍动它们的烟，仿佛它们在昂首蔑视地为自己扇风，带着做作的惊讶旁观”。

在《我们相互的朋友》中，有一个空间保留给都市传奇与风俗喜剧，不过也有一个空间是保留给复杂、甚至是悲剧性的角色，比如布拉德利.黑德史东。他原本是个工人，在成为老师之后，便一心一意想住上爬，这变成了恶魔般的执念。我们先是看到他爱上莉齐，接着他的醋意变成了疯狂的执念，我们看着他精心设计一项罪行，并决意实施，后来又看到他不断在心里重复所有的细节，即使是在教课的时候 ——“他停顿了片刻，手持粉笔，还没开始在黑板上写字，他在想地点，想着那里水是否较深，瀑布是否比较直，比较高或比较低。他心不在焉地在黑板上画了一两条线，泄露了他的心思。”

《我们相互的朋友》写于1864-1865年间，《罪与罚》则是写于1865-1866年间。陀斯妥耶夫斯基很崇拜狄更斯，不过他不可能事先读了这本小说。齐塔迪（Pietro Citati）在他关于狄更斯的出色论文《不可思议世界之最》中表示：“主管文学的奇妙天意注定，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作《罪与罚》的那几年，狄更斯不知不觉地想要与他在远方的这位学生较量，而写下了布拉德利.黑德史东犯罪的插曲……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读过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觉得在黑板上画线的最后这个细节非常出色。”

齐塔迪的书名《不可思议的世界之最》取自于一位二十世纪最欣赏狄更斯的作家切斯特顿。他写过一本关于狄更斯的专著，也为“人人图书馆”丛书出版的多部狄更斯小说写了介绍性文章。在《我们相互的朋友》的导读 中，切斯特顿首先对书名加以论伐：“our common friend”（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英文里有某种意义（就像意大利文的“il nostro comune amico”）可是“our mutual friend”（我们相互的朋友）、“our reciprocal friend”（我们彼此的朋友）究竟意味什么呢？要回答切斯特顿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一点，也就是这个说法第一次是出现在博芬的口中，他的表达总是词不达意，除此之外，尽管书名与小说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友谊的主题却总是出现在每一页上，不管这友谊是真的还是假的、夸耀的还是掩藏的、扭曲的还是经过考验的。不过在指出书名在语言学上的错误之后，切斯特顿宣称他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喜欢这个书名。狄更斯从来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来也不是个矫揉造作的文人;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切斯特顿喜欢他，或者说切斯特顿喜欢的是狄更斯的本色，而不是他试着去做别人。切斯特顿之所以偏爱《我们相互的朋友》，也是因为他喜欢回归自身本原的狄更斯，在这之前，狄更斯付出各种各样的努力来提升自己，并且展示他的贵族品味。

尽管切斯特顿是二十世纪最强力支持狄更斯文学成就的人，我仍然觉得他那篇关于《我们相互的朋友》的评论文章隐隐有一种纡尊降贵的味道，仿佛这位有教养的作家是在俯视狄更斯这位通俗小说家。

至于我的话，我则是认为《我们相互的朋友》是一部绝对的大师之作，从情节及写法来看都是如此。就写作的例子而言，我不仅要提到快速的明喻，它们简明地界定一个人物或状况（“带着一张死气沉沉迟钝的长方形大脸，像是一张在大汤匙中的脸”），我也要指出他对城市风光的描述 ，这些描述足以在任何关于城市景观的文集中占有一席之地：“伦敦灰色、多尘、干枯的夜晚看起来没有希望。关门的商店中和办公室散发出一种死亡的气味，国人对于色彩的恐惧也散发出一种哀悼的气息。被众多屋舍围绕的教堂并不能舒解普遍弥漫的阴郁，它们的钟楼和尖塔跟仿佛在袭击它们的天空一样又黑又脏;教堂墙上的一面日晷，在它无用的黑色阴影中，看起来好像已经关门大吉，而且永远不再履行支付;忧郁的管家与门房将忧郁的纸屑与钉子扫进水沟里，另一些更为忧郁的流浪汉就到那里去翻寻，他们弯腰翻找所有可以卖的东西。”

最后的这些引言取自埃伊纳乌迪出版社“驼鸟”丛书的意大利文翻译 ，可是我在上面的第一段引言，也就是关于烟囱的那一段，是取自于加赞提出版社“巨著”丛书的多尼尼译文。在一些微妙的段落上，多尼尼的译文似乎可以精确地反映小说的精神，尽管在其他方面，他的译文较为老式，例如名字的意大利化。那段引文描绘出露台上的卑微乐趣与城市烟囱两者间的鸿沟，这些烟囱被视为高傲的贵妇：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没有哪一段描述性细节是微不足道的，通常它总是故事整体动力的一部分。

这部小说之所以被视为大师之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于社会及社会中阶级冲突有相当复杂的描绘。就这一点来看，两份意大利译文的导读意见是一致的：一份是贝洛丘为加赞提出版社所写的那篇感觉敏锐的睿智导读；另一份则是凯托为埃伊乌迪出版社所写的导读，这篇导读完全专注在阶级的层面上。凯托的论证是针对乔治.奥维尔而来，奥维尔在一篇狄更斯小说的“阶级”分析里，证明了一点，即对狄更斯来说，他的目标与其说是描绘社会的邪恶，不如说是人性的邪恶。

1982年

（李桂蜜 译）

摘自《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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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伊塔洛.卡尔维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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